人口危机：衰落的根本原因

德国正面临严峻的人口挑战，其老龄化程度甚至超过日本。早在70年代，德国总和生育率就下滑到1.4的极低水平（人口稳定更替需不低于2.1），2024年进一步降至1.35。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3.2%，全球排名第三，预计2035年将超过27%。劳动力人口占比从80年代的70%持续下滑至2024年的62.89%，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5.07%）和中国（68.6%）。

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产生双重约束：从需求端看，市场规模缩小导致产业链退化、技术分工粗犷化、边际成本上升；从供给端看，劳动力短缺造成工程师减少、产业链成本上升、企业外迁。德国上市公司海外市场依赖度高达70%，为发达国家最高，但利润回流比例极低，大部分留在海外再投资。

斯密定律的警示：市场规模决定竞争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水平。中国凭借14亿人口和庞大出口市场，建立了全覆盖的精细产业链。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中国一年卖出1500万台新能源车和1500万台燃油车，能同时支撑两条廉价产业链。而德国若达到50%新能源渗透率，燃油产业链将崩溃，新能源产业链仍无法与中国竞争。

互联网产业同样遵循此规律：语言人口规模决定企业竞争力。只有美国（英语）和中国（汉语）拥有互联网巨头，欧洲因语言市场分散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人口小国如新加坡，唯有全面开放、融入全球分工才能获得竞争力。

制度僵化：既得利益阻碍变革

德国面临深刻的制度困境。累进税制重税惩罚创造者：多干活多缴税，所剩无几，导致即便缺工也没人愿补缺。福利制度与劳动激励矛盾：降低税收可能削弱福利水平，而奖励政策会扩大贫富差距，与德国平等意识形态冲突。

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改革阻力：
• 租金限价制度：看似保护租客，实则导致供给短缺、租金上涨

• 铁路系统：德铁晚点率达70%，因系统复杂、既得利益庞大

• 大企业与官僚联盟：以大众、德铁为核心形成顽固势力

福山的良治框架（国家组织、法制、责任制政府）在德国遭遇挑战。制度变迁需要战胜既得利益群体，但当中老年人成为大多数，革新精神自然衰退。

德国的启示与中国的未来

德国现状预示了人口危机的终极影响：在人口凋零面前，其他问题都将恶化。德国朋友坦言："现在德国人连日常用品都难以生产"。这种衰落不仅影响经济，更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人工短缺迫使老人自己搬运重物，"自己服务自己"成为常态。

对于中国，德国的教训尤为深刻。中国生育率从2020年开始滑坡，20年后等80后老去，20后进入社会时，年轻人数量将非常少。届时中国庞大的产业链可能同样面临退化、钝化的风险。

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持续发展，除了保持人口增长，还需要制度伴随经济增长不断变迁创新。若制度变迁滞后，技术增长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将修筑高墙固守利益，最终阻碍进步。转轨国家必须抓住中产、企业家、技术官僚崛起时期，以及年轻人旺盛的机会窗口进行转型。"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年轻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