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乎几十万亿元国有资产“身份”与“使命”的重塑，正在悄然进入最后的关键节点。经济观察报获悉，一份旨在填补国资监管体制机制空白的《中央企业功能界定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有望在近期正式出台。

这距离上一轮中央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工作的完成，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与此前那份以“划分赛道”为主要目的的分类方案不同，即将出台的办法，核心在于解决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央企被要求兼顾安全与效益，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准确地衡量一家央企的价值？它创造的那些无法直接用利润表体现的战略价值，又该如何在监管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名分”？

一、 为何此时出台？旧体系已“不够用”

要理解这份新办法的份量，需回溯至2016年。彼时，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力，将央企划分为商业一类（完全市场竞争）、商业二类（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公益类三大类。这套“三分法”奠定了差异化考核的基础。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与央企形态的剧变，多名受访国资及央企人士反映，原有政策体系已显得“不够用”：

1.  制度层级偏低： 现有政策多停留在“部门规范性文件”层面，缺乏行政法规的强制力，导致执行中弹性空间过大。
2.  法律兼容性冲突： 《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底层逻辑围绕“保值增值”展开，导致公益类国企长期处于尴尬境地——法律要求盈利，现实却要求它们承担“不赚钱”的公共服务，形成制度性冲突。
3.  精细化程度不足： 面对卫星互联网、工业母机等新兴产业，传统的粗线条分类已难以适应新业态的监管需求。

二、 新账本的逻辑：从“营收”到“增加值”

如果只是重新贴标签，不足以引发市场强烈关注。真正让企业管理者神经紧绷的，是新办法出台后，另一个紧随其后的核心技术细节——“国有企业增加值核算方法”的细化与落地。

什么是增加值？
通俗地说，它衡量的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与易受重复计算的“营业收入”和易受波动影响的“利润总额”不同，增加值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实际贡献度。

新办法的出台，正是要将国资委近年来提出的“五个价值”考核框架（增加值居首）从“工作要求”固化为“制度规范”。根据了解到的信息，新的核算办法将带来以下变化：

•   核算范围拓展： 建立涵盖经济增加值（EVA）、社会贡献值等多维度的指标体系。商业二类企业（如军工、电网）的“战略价值”，公益类企业（如公交、供水）的“社会效益”，将被尝试量化体现。

•   挤掉内部水分： 严格剔除集团内部交易，防止通过层层流转虚增营收规模，还原子企业真实的价值创造能力。

•   精准考核坐标： 商业一类看“单位增加值下的资本回报率”，商业二类看“战略任务下的增加值创造”，公益类看“单位成本投入产出的公共服务增加值”。

一名央企战略规划负责人打了个比方：“这就像是给央企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不仅要看体重（营收），还要看肌肉含量（增加值）和内脏功能（战略价值）。”

三、 影响几何？指挥棒与投资决策的切换

这份即将出台的办法，将对央企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

1. 指挥棒切换
过去集团内部开会，最关心的是营收排名和利润总额。新办法落地后，未来大家将更关心“增加值率”和“增加值构成”。对于处于产业链底端、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的央企子企业，如果其创造的增加值较低，将在考核排序和资源匹配中处于不利地位。

2. 投资决策重塑
过去看一个项目能不能上，主要算内部收益率（IRR）。未来还要算一笔账：这个项目能带来多少“增加值”？特别是能带来多少“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这将引导央企资本加速从低端、非主业领域退出，涌向“卡脖子”技术攻关和未来产业布局。

3. 账本透明度提升
随着增加值核算体系的完善，外界将能更清晰地看到央企的真实“家底”。央企在稳定就业、带动产业链、保障国家能源粮食安全等方面的价值，将有机会以更直观的数据形式呈现出来，拉近央企与公众的距离。

结语

对于即将到来的变化，央企的态度复杂而务实。一家商业二类央企的二级单位负责人坦言，起初听到要搞增加值核算心里“打鼓”，担心战略投入拉低利润数据。但随着理解加深，心态转变为：“新的核算方法如果能真正把我们的战略价值量化出来，反而是好事。这意味着国家能看到我们的实际贡献，以后在资源匹配、政策支持上，可能会更精准。”

这或许正是新办法想要达到的效果：让该赚钱的企业大胆去市场竞争，让该承担使命的企业心无旁骛地攻克难关，让监管的尺子，真正量准每一家央企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