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城乡二元结构传统叙事中，“逃离乡村”长期被视为青年实现社会流动的必然选择，然而，数字经济浪潮正在悄然重构这一逻辑。近年来，在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攀升、青年就业压力持续增大之际，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持续增加，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2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到1220万人，其中应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返乡就业的比例逐年上升[1]。在近年来屡次刷新的“史上最难就业季”与“返乡创业潮”并置中，短视频直播、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催生出大量的“云上农人”“乡村创客”群体[2]，这不仅折射出数字技术对乡村经济形态的解构与重塑，更昭示着青年正在就业压力与数字机遇的张力间开辟新路径—他们以“创业者”而非“逃离者”的身份，将乡村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备空间”重构为兼具生存理性和发展潜能的“数字热土”。
数字经济与青年返乡的互动展现了现阶段我国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特征。首先，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与新业态的渗透，显著改变了乡村的空间属性，使其从传统农业生产场域转向集生产、消费、生活于一体的复合型社会空间。在这一过程中，青年返乡不仅是应对城市边缘化压力的策略性回流，更是对乡村作为新发展场域的主动识别[3]。这种识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的便利化、实时化与智能化特性，它们为返乡创业提供了全新路径与可能性[4]。其次，从情感方面来看，乡土情结与地缘网络为返乡青年提供了情感支持与社会资本，但其返乡行为越来越多地由数字机会所驱动，反映出数字经济对城乡关系结构的深层重构[5]。例如，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与直播等方式，不仅实现了创业形式的创新，还借助其现场感与即时性建构出类似日常对话的亲密互动，强化了受众与乡村之间的情感联结[6]。这种媒介实践既体现出扎根于农村的“乡土情结”所蕴含的情感性特质，也进一步提升了乡村作为情感与价值共同体的吸引力。
返乡与创业的结合，则体现为青年在城乡结构张力下的实践性回应。青年返乡创业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因人而异，但其本质是城乡结构张力下个体生活策略的主动调适。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市边缘化困境与乡村振兴机遇形成推拉合力，促使青年通过返乡创业重构生存空间，而传统文化中的“家本位”价值与家庭责任感则是青年返乡创业的深层驱动力[7]。新一代返乡者更倾向于选择县城作为创业空间，在成家期开启小微项目，这种非市场理性的选择既包含对家庭生活完整性与社会流动的追求，也依托代际资源传递与家庭发展合法性实现[8]。在创业过程中，年轻人会灵活“拼资源”，初期靠熟人关系和临时团队起步，中期开始利用政府政策、专业技能等正规资源，后期则通过市场渠道建立竞争力，这种“干中学”模式既能锻炼他们的资源整合能力，又能反过来提升创业成功率[9]。然而，返乡创业虽是年轻人顺应产业转移趋势、兼顾家庭和生计的选择，但现实中却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乡村工人流动性大导致管理困难，创业者自身能力有限难以突破瓶颈；另一方面，城市转移产业和乡村社会结构存在深层矛盾，使得传统生产模式难以适应现代产业需求[10]。
数字经济与返乡创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了乡村全面变革。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电商平台等数字工具，突破地域与资源限制，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业态转型，促进三产融合与资源整合，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11]。在此过程中，返乡青年群体所主导的数字化实践正在改变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中介载体，微信、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数字应用场景快速进入基层村庄中，数字鸿沟不断缩减，信息技术维度下的城乡不平等现象得到有效抑制[12]。其创业实践不仅体现为机会嵌入、资源嵌入和主体嵌入等多重机制的综合作用，更在产业、治理与文化层面激活了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13]。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返乡青年的数字反哺实践构成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典型现象，对新时代家庭代际关系的变革和转向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4]。他们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多元资本承载者，不仅推动乡村经济网络重构和社会关系重塑，也促进治理结构优化与乡土文化再生，形成人才振兴与文化振兴的联动效应[15]。
既有研究从个体动机、群体特征及社会效应等维度对青年返乡创业现象进行了多角度解析，为理解城乡人口流动新趋势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传统分析框架，其潜在预设将乡村视为城市发展的“附属空间”，将青年返乡创业解读为“城市就业失败”的被动选择或“乡愁经济”的情感投射，未能充分关注到数字经济引发的乡村空间重构与机会结构变迁。本文试图突破“城市中心主义”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如何重塑乡村产业形态、重构创业机会结构、重建城乡要素流动通道，同时直面数字鸿沟、制度滞后与文化冲突三重挑战，提出构建“技术-制度-文化”协同驱动的青年返乡创业生态系统路径，为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人才回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二、乡村成为新的创业场景
在数字技术浪潮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驱动下，乡村场域正经历着从传统生产要素驱动向数字要素赋能的深刻转型，这场变革不仅能够有效打破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壁垒，更通过技术渗透、制度创新与人力资本激活协同共振，重塑乡村经济社会的价值创造模式。
1.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乡村创业新格局
（1）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创业场景的“去地域化”
随着数字技术在各领域深度应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空间壁垒正在消解，乡村在创业层面的价值定位也在重构，并逐渐变为极具吸引力的数字创业新场景。这一转变离不开依靠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起来的乡村电商平台、直播带货运营体系以及智慧物流网络，它们推动乡村从物理空间的“边缘地带”转变为数字空间的“价值洼地”。例如，返乡创业青年可以借助线上的云端店铺把深山里的土特产直接送到城市消费者的餐桌，依托短视频传播平台让原本鲜为人知的“非遗”技艺收获上千万的关注流量，这些创业实践在扩展市场半径的同时，也重塑了乡村作为创业场景的符号意义—它不再是被动承接产业转移的末梢，而是数字时代中资源汇聚、价值再生的前沿阵地[16]。在此过程中，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降低青年创业门槛，乡村治理与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青年创业环境，而乡村融资与保障的数字化培育则可以有效减小青年创业风险。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43%的受访者呼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转型，42%的受访者期待建立在外青年联络机制，吸引人才参与乡村建设，他们期待让更多年轻人关注乡村、扎根乡村、建设乡村[17]。这一场景塑造不仅体现为市场覆盖范围的显著扩大，更在于数据要素的注入重构了乡村产业的价值链条，让原本的传统村落转变为融合数字要素的创新创业综合场域，并吸引着怀揣创业梦想的青年群体以云端办公、远程协作等新型工作形态扎根乡土大地，逐步形成“离土不离乡”的新型创业模式。
（2）数据流引领乡村创业场景的要素重组与创新
数字技术通过要素数字化与数据要素化，正在突破乡村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三元要素结构，并逐步构建起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技术-关系”新型要素矩阵，从而激活乡村作为创业场景的资源动员能力。例如，物联网技术能够将土壤墒情、作物长势转化为可量化分析的农业大数据[18]，区块链技术能够使分散的农房、林地使用权形成可交易的数字资产[19]，而社交媒体的裂变传播能够把乡土人情网络升级为可运营的社群资本[20]。在这一新的场景中，要素的数字化转型使青年创业者能够突破物理限制，通过云端平台整合全国范围的供应链资源，运用智能合约实现轻资产运营，并借助用户画像精准匹配消费需求。尤为重要的是，数据流的渗透正在重塑乡村创业的资源基础。当无人机巡检数据可作为信用凭证获取金融服务，当短视频平台的粉丝规模成为产品预售与品牌信任的担保资本，乡村创业便不再高度依赖传统重资产投入和地方性经验积累，而是转向以数据驱动、技术赋能和关系运营为特征的创新路径。这一转型不仅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低门槛、高效率的创业机遇，也重新定义了乡村作为开放性、连接性和创新性场域的经济内涵。
（3）数字网络推动乡村创业场景的知识再生
由数字技术构筑的数字网络通过三重机制重构乡村创业知识体系，推动乡村成为知识密集型创业的新场景，进而为青年返乡创业提供全新机遇。首先，在线教育平台与开放课程资源打破了传统经验型知识的代际传递壁垒，使农业科技、电商运营等专业化知识得以通过慕课、短视频教程实现普惠化传播；其次，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消费者行为图谱与市场预测模型，推动乡村创业知识从个体经验积累转向数据驱动的精准化生产[21]。更为重要的是，社交媒体与协同工具构建的分布式知识网络，实现了跨地域创业者的实时经验共享与问题共解（如“新农人”社群中的直播技巧众筹、云端问诊式技术指导）[22]。与此同时，数字原住民青年群体天然具备数字敏感度，他们能够依托自身出色的信息检索技能与各类数字工具的运用能力，较为快速地构建起一套复合型知识结构，进而弥补传统农业创业过程中存在的经验代差。知识生产的民主化与传播模式的扁平化，会减少创业过程中的试错成本，使青年能够通过对各类知识要素的创造性整合与重组，进而开拓出知识密集型的乡村创业新领域。这类聚焦知识生产与应用维度的深层范式变革，实质上是将乡村创业场景构建从“资源依赖型”转向“知识驱动型”，进而将乡村重塑为充满希望的数字创业新场景。
2. 数字战略支撑下的乡村创业新生态
（1）数字乡村建设吸引青年返乡开辟新赛道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同时也正在成为吸引青年返乡创业的重要载体。在政策层面，《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纲领性文件形成顶层设计，明确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乡村产业、治理和服务全链条。在地方层面，各省市因地制宜，积极打造乡村创业新生态，例如，山东推出“乡村振兴合伙人”制度[23]，浙江依托“两进两回”行动打造“数字乡创客”培育工程[24]。在国家数字乡村战略与地方创新政策的双重驱动下，青年返乡创业正经历从“情怀驱动”向“制度赋能”的深刻转型。根据《“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2025年培育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等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10万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家超过2000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500万人[25]。
（2）数字文明建设激励青年返乡肩负新使命
随着数据要素成为新型生产资料，乡村建设正经历从物理空间重构向数字文明形态跃迁的历史性变革。返乡青年作为这一进程中的核心行动者，肩负着重构乡村价值链条、传承创新乡土文明的时代使命。首先，在文化传承方面，返乡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数字转译者”角色，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能够强化乡土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确权与再生机制，将传统乡土文明的核心价值进行现代性数字转码，在传统文明基因与当代数字语言之间架设起可交互的认知桥梁[26]。其次，在技术伦理方面，返乡青年作为“本土化实践者”，能够创造适配乡村语境的数字应用场景与数据治理框架，将数字文明的普适性原则转化为契合乡土伦理的技术解决方案，推动数字文明与农耕文明实现价值共振[27]。最终，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与返乡青年的创造性实践，乡村在虚实交融的新文明形态中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新图景。
（3）数字文化建设培育青年创业软环境
数字经济时代，返乡创业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移，更是数字文明与乡土文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青年创业的精神内核得到了有效重塑。其一，数字素养的常态化渗透缓解了社区阻力。借助情景剧、短视频等传播手段，对村民开展了常态化的数字素养教育，有效消解了村民的“技术恐惧”，为返乡青年营造了认同数字规则、善用数字工具的社区舆论环境。其二，场景化实践验证并沉淀了本土资本。通过直播助农、智慧养老等场景的落地，数字技术对生产生活的提升效果得到了直观展现。这不仅增强了青年创业者的社会威信，也为其低成本验证商业模式、积累本土社会资本提供了现实路径。其三，文化产品的数字化创新强化了精神根基。依托数字家谱、虚拟庙会等产品，乡村集体记忆在创新中得以延续，使返乡青年的创业实践深植于文化认同之中，赋予了商业项目独特的地域标识与精神内涵。其四，评价机制的数字化转型重构了创业氛围。将数字参与正式纳入乡风文明评价体系，通过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激励培育了村民的数字习惯，进而在乡村社会构建起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生态。
3. 数字素养引领下的青年返乡创业新优势
（1）“与生俱来”的数字生存能力
青年一代作为“数字原住民”，其成长过程与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深度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数字化生存素养[28]。这一特质使得青年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具备显著优势，他们能够用直播镜头重新定义农产品价值、以智能传感器升级种植模式、靠数据分析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他们能够用Vlog呈现农产品生长过程、以小红书笔记打造“网红打卡地”、通过知乎科普文章建立专业信任。例如，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数字游民公社，入住的数字游民平均年龄为31岁，他们愿意运用自身的数字技能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职业模式[29]。相较传统农户依赖经验、代际传递的线性生产模式，具备数字素养的青年群体能够以数据驱动重构农业经营逻辑，以云端流量突破城乡市场壁垒，在短视频叙事与智能硬件融合中开拓出一条“新农人”创业路径[30]。这种数字素养不仅重塑了青年的职业选择观念，也在青年返乡浪潮中推动乡村从传统的“退路”转变为充满可能的“希望之地”。
（2）“城乡跨界”的融合创新能力
“城乡跨界”的融合创新是指通过城乡要素的系统性交互，将现代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基因进行创造性整合的实践范式，其本质是打破二元结构壁垒，构建新型价值交换体系。青年群体的这一跨界融合能力源于其独特的成长轨迹：在城市教育、生活阶段形成的商业思维、数字素养与圈层文化洞察力，与乡村成长经历积淀的生态认知、文化认同形成复合知识结构。凭借这一跨界融合能力，返乡青年能够洞察城乡之间的互补要素，城市商业逻辑为乡村资源开辟价值提升通道，乡土文化则为城市消费注入差异化内容和内涵价值[31]。例如，广东台山青年陈洪彬虽然已是新三板上市公司创始人，但他毅然脱下西装皮鞋，离开奋斗了20多年的成都回到家乡，他结合自己的“城乡跨界”经验，用数字思维和现代科技重塑了台山蚝产业链，并创办了广东省六道鲜水产有限公司[32]。因此，返乡青年通过其数字媒介能力，能够顺利实现“资源-内容-消费”之间的闭环联动，使乡村在数字化浪潮中逐步成长为充满希望的就业新场域。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挑战
席卷城乡的数字经济浪潮为怀揣创业梦想的青年群体返乡创业提供了时代机遇，使“回得去的乡村”逐渐成为现实。然而，城乡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也衍生出诸多不易消解的制度性张力。在此背景下，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既是将前沿数字技术与传统乡土社会紧密连接的关键纽带，又不得不直面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治理响应、文化融合与政策协同等方面的结构性挑战。
1. 青年赋能与数字基建的结构性失衡
（1）青年数字桥梁作用与本土数字贫困加剧
“数字贫困”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贫困形态，揭示了经济基础与数字能力之间的动态互构关系：初始经济贫困制约个体数字能力的培育，而数字能力薄弱又反向阻碍其获取数字经济红利[33]。对于数字贫困的深层治理工作，目前仍面临诸多结构性的困境与阻碍。研究发现，公共财政投入的相对有限性与资本的逐利本性形成共同作用，使得乡村数字资源的投入分配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别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居民数字素养偏低的乡村地区，往往难以达成数字资源投入的良性循环状态[34]。这种结构性矛盾从多个层面对青年返乡创业活动形成制约，需要着手建设区域性的数字资源统筹与补偿机制，加大对经济薄弱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力度，同时开展数字素养培育工作，并支持返乡青年参与本地化数字公共服务的开展，借此打破资源获取的各类壁垒、缩小不同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充分发挥其作为数字桥梁的连接作用，释放更多的创业潜力。
（2）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青年推力与治理能力响应滞后
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返乡创业青年依靠自身的创新活力与技术能力，正在成为缩小城乡治理差距、助力乡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民间力量，为“回得去的乡村”注入长期动能。然而，由于目前的技术工具与治理目标之间处于脱嵌状态，使得治理能力与创业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适配矛盾。具体来看，数字技术的“悬浮化”特征造成基础设施物理接入与治理效能提升之间出现脱节，让创业主体在研判市场需求与管控风险时的认知盲区变得更明显[35]。再加上农村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数字应用障碍，让创业项目不得不同时维持数字化与传统运营的双轨模式，运营成本随之成倍增加[36]。这种治理能力与创业需求之间的错配机制，反映出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治理思维的数字化转型滞后所造成的制度性排斥。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推动数字治理体系由“工具供给”向“效能融合”转型，系统性增强治理能力与创业需求的适配性。
2. 新思维注入与创业主体的适应性挑战
（1）商业新思维活化价值与在地知识门槛制约
选择回到乡村发展的青年群体往往对产业整体认知与商业运营逻辑的实际操作经验不足，他们所具备的数字技术应用素养与乡村传统产业长期积累的在地性实践知识之间有着结构性偏差。例如，农业、手工业等扎根乡村的传统产业，往往依赖从业者长期积累的工艺经验、本地资源网络与自然生态规律，如果返乡青年仅以单纯的数字工具思维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则容易造成数字技术手段与产业的核心运营环节相脱节，进而难以精准识别农产品生产周期、供应链稳定韧性或市场供需波动中潜藏的各类风险[37]。此外，商业思维的培育需以市场规则、成本控制与价值创造为底层逻辑，但返乡青年受限于对乡村经济非标化、人情化特质的认知不足，容易在商业模式设计上出现理想化偏差[38]。返乡青年应当与本地农户、传统工匠等乡村主体之间形成知识共享与能力互补，进而达成商业思维与乡土理性之间的有机融合。
（2）多元文化融合潜力与生活惯习的现实冲突
返乡青年尽管留存着关于乡土生活的成长烙印，但由于长期浸润在城市文明熏陶的现代性惯习中，他们与乡土社会延续已久的传统生活秩序形成了深层张力。例如，作为数字原住民的返乡青年对即时通信、高效物流、在线服务等城市配套服务有着重度依赖，可回到乡村生活并开展创业后，往往会遭遇网络覆盖范围有限、供应链响应速度迟滞等现实困境，这可能会影响创业项目的数字化运营效率。此外，青年创业者平日惯用的虚拟社交网络，与乡村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产生直接碰撞，使得返乡青年既没法完全融入基于血缘和地缘构建的传统关系网络，又要面对数字工具在乡土社会关系资本转化中的“水土不服”[39]。这种涉及行为模式、思维逻辑等多个维度的生活惯习重构过程，会持续消耗创业者有限的认知资源，甚至可能引发深层次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削弱他们扎根乡土、持续创业的心理韧性。因此，打造兼容现代效率与乡土特色的新型乡村工作文化势在必行，以帮助返乡青年在文化融合与创业持续发展上走得更稳更远。
3. 创业政策响应与制度支撑效能断层
（1）政策引力锚定与精准支持体系缺失
青年群体在返乡之前通常会特意关注地方政府的创业支持政策，并以此锚定自身的返乡意愿。基于此，地方政府通常利用低价土地租赁、阶段性税收减免、定额创业补贴等扶持措施，打造一定程度的“政策引力”。然而，与之形成张力的却是融资支持政策的靶向偏差与风险兜底政策的务虚特质，这严重制约了青年返乡创业的积极性。例如，购置数字农业领域的各类专业设备通常需要大额资金长期沉淀，但乡村地区的宅基地、承包农田等常见资产，往往难以转化为能起到作用的贷款抵押物，相关政策没有适配轻资产创业者的信用评估体系，也未开发以技术资产为核心的质押模式，使得不少创业者陷入“轻资产难融资”的现实困境[40]。而针对青年返乡创业的风险分担机制，其实际保障效能同样存在象征性补偿的突出特征。例如，当前已有的补偿机制既没有针对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产生的高试错成本设计梯度化的分层补偿方案，也未能搭建起由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参与的多方联动风险分散体系[41]。这不仅难以消除金融机构对农业类创业项目的风控顾虑，也会让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在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或核心技术失效时，独自承担超出预期的高额损失，甚至造成金融机构收紧信贷规模、创业者生存压力持续加大的恶性循环。未来，需打造多层次的精准支持体系，就不同类型的创业项目动态调整融资政策，逐步扩大风险补偿覆盖范围，让已有的“政策引力”尽可能发挥更大作用，更好激发青年返乡创业的内在热情。
（2）数字服务天然用户与行政流程效率断点
返乡青年的创业实践融入基层治理场景时，时常面临行政效率瓶颈：跨部门数字化平台协同出现障碍，基层政府各部门的数字化系统标准不统一、数据难以共享，创业青年需要在多个平台重复提交资质证明、项目详情等相关材料，原本应惠及创业者的政策红利被困在系统后台，无法真正落地，使得服务响应速度无法匹配实际需求[42]。这些服务短板既抬高了青年创业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也会引发资源对接阻滞、产业链支撑不足等就业风险，让返乡青年在市场拓展与用工组织的过程中陷入数字服务的覆盖盲区。为此，需通过制度完善与系统整合打通行政效能的断点，使数字服务真正赋能返乡创业与就业增长。
四、构建数字经济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新生态
青年返乡创业是数字经济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但其可持续发展仍面临数字基建失衡、治理响应滞后、文化融合冲突与政策协同不足等多重挑战。为推动乡村真正成为青年创业的“希望之地”而非“无奈退路”，需给出针对性建议，打造数字经济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新生态。
1. 弥合数字鸿沟，强化基础设施与数字能力建设
一是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与区域统筹力度。建立以中央财政为引导、地方财政协同、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重点向经济薄弱地区倾斜，提升宽带网络覆盖质量与移动通信服务水平，推动区域性数字资源统筹平台建设，实现数字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二是开展多层次数字素养培育计划。依托县级职教中心、乡村电商服务中心等载体，面向返乡青年、农户和乡村干部开展数字技能培训，重点提升数字工具使用、数据分析与网络营销能力，支持返乡青年担任“数字乡贤”，参与村级数字化公共服务，发挥其“数字桥梁”作用。三是推动治理数字化与创业需求深度融合。建立返乡创业需求响应机制，通过数字平台收集、研判创业痛点，提供精准政策匹配与风险预警服务。针对老年群体数字应用障碍，开发适老化界面，推广“数字帮扶志愿者”制度，降低创业项目运营成本。
2. 促进知识融合与文化适配，提升创业主体韧性
一是构建“青年-农户”知识共享与协作机制。鼓励返乡青年与本地农户、传统工匠组建合作联社或产业联盟，通过联合生产、技术互助与品牌共创，实现商业思维与乡土知识的互补，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乡村建立“产学研基地”，为返乡青年提供技术咨询与市场指导，帮助其识别产业周期、供应链风险等关键问题。二是打造兼容效率与乡土特色的工作文化生态。在乡村规划中预留创业孵化空间，建设集办公、物流、社交于一体的多功能创业社区，提供高速网络、冷链仓储等现代基础设施。倡导“新乡贤文化”，通过乡村文化节、创业沙龙等活动促进青年与本地居民互动，增强归属感，鼓励青年创业者参与村级事务协商，推动形成现代治理与乡土传统相结合的新型乡村秩序。
3. 优化政策体系与服务效能，强化青年返乡创业制度支撑
一是构建精准化、多层次的创业支持政策。创新融资支持模式，推广“技术产权质押”“未来收益权抵押”等融资工具，建立轻资产创业企业信用评估体系。设立政府主导的返乡创业风险补偿基金，对数字技术应用、市场波动等高风险环节提供梯度化补偿，强化政策动态适配，根据创业类型（如电商、智慧农业、文旅融合等）设计差异化支持方案，避免“一刀切”，建立政策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调整扶持重点与工具组合。二是打通行政流程断点，提升数字服务效能。推进县级政务服务平台标准化建设，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推行“一表申请、一次办理”模式，减少创业者重复提交材料。设立返乡创业专项服务窗口，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与资源对接“一站式”服务。探索“区块链+政务”应用，确保政策红利精准、透明落地。
4. 构建多方协同的青年返乡创业可持续发展生态
一是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联动服务青年返乡创业。成立由政府部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组成的区域性返乡创业促进联盟，打造资源整合与对接的“一站式”服务平台，特别是要鼓励区域内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通过开放式创新平台、供应链赋能、渠道共享、品牌共建及导师帮扶等多种模式，主动将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青年创业项目吸纳、融入乃至嵌入区域重点产业链与价值链中，实现由“单打独斗”向“集群发展”的转变，提升创业项目的韧性与竞争力。二是建立并完善创业失败包容与再出发机制。完善创业退出、转型与二次发展的扶持政策体系，建立创业风险缓冲与救助基金，尝试为受挫青年创业者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与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理性总结复盘，营造“敢创业、不怕败”的社会氛围。
五、总结与讨论
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桎梏下，乡村长期被赋予“落后”与“退路”的标签，而数字经济时代的青年返乡创业实践，以鲜明的主动性与创新性打破了这一认知定式。青年群体并非被动寻求乡村的“庇护”，而是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在“自我重塑”与“乡村重构”的双向互动中开拓新路径。一方面，青年通过提升数字素养、迭代创业思维，实现从“城市务工者”向“乡村创新者”的身份转变；另一方面，他们以直播电商、智慧农业等新业态为抓手，推动传统乡村的生产关系、文化习俗与空间功能转型，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数字资本。这种双向互动的实质，是返乡青年以主体性力量参与城乡关系的重构。他们既试图超越“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惯性，又避免将乡村浪漫化为静态的“怀旧对象”。他们通过数字赋能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使其成为承载技术演进、商业创新与价值创造的创业新场域。在此过程中，乡村从“离弃”的对象转变为“希望”的前沿热土，青年创业者也从“回归者”蜕变为“开创者”，在个人成长与乡村振兴的同频共振中，书写数字时代城乡融合的新篇章。
然而，当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以算法思维重新打造个性化农家乐、借高清直播镜头生动再现乡土田园美学意趣时，他们在实践过程中所面对的不仅是城乡之间数字基础设施层面的“接入壁垒”，更是技术理性逻辑与在地乡土文化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深层碰撞与互动。从接入技术到融入乡土，这一过程不仅是数字规则对乡村秩序的革新，更是返乡青年作为新型主体在双重张力下的自我成就。只有当数字文明真正扎根于乡土文化的深厚沃土，乡村振兴才能从表层的效率提升，走向深层次的精神重塑与文明内核。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农业观、大食物观’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5BS013）、中共长春市网信办委托项目“人工智能与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实验场景搭建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李冰：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后
姚毓春：吉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陈晨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26年第4期，第99-106页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
[1][25]中国青年网.截至2022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EB/OL].（2023-02-17）[2025-03-01].http：//news.youth.cn/hotnews_41880/202302/t20230217_14326308.htm.
[2]中国经济网.目前全国返乡创业人员超过1200万“新农人”“农创客”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EB/OL].（2025-02-24）[2025-03-01].http：//yun.ce.cn/cen/xwfb/202502/24/t20250224_39301314.shtml.
[3]李静，张秀珍.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振兴政策对返乡创业青年的影响[J].山西农经，2025（24）：18-20.
[4]吕哲臻，林雨晨，杨慧.青年返乡创业的知识建构：研究演进、结构分析与未来议题[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91-103.
[5]李静.返乡青年“短视频/直播+带货”的主体建构与平台逻辑研究[J].青年记者，2023（8）：68-70.
[6]胡鹏辉，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38-61.
[7]王玉玲，施琪.县域视野下青年返乡创业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1（7）：23-28.
[8]雒珊.生活取向：县域返乡青年创业的实践逻辑及风险[J].当代青年研究，2023（2）：1-13.
[9]林秋香，陆继霞.资源拼凑、能力建构与返乡青年创业[J].东岳论丛，2024（9）：82-91.
[10]董怡琳.场域关联与关系再生产：返乡创业青年的雇工逻辑—基于鲁西南Z村电子厂的个案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2（1）：111-119.
[11][16]王昆，崔菁菁.青年返乡电商创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问题、典型案例和实践路径[J].经济纵横，2023（11）：122-128.
[12]马超峰，薛美琴.梯度嵌入与数字反哺：数字乡村建设中新农人的数字转化逻辑[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11-19.
[13]曹兵妥，李博，李仙娥.嵌入式发展：青年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困境与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5（1）：105-116.
[14]罗昊，季卫兵.流变中的权威：返乡青年的数字反哺实践与家庭代际关系转向[J].天府新论，2025（6）：68-79.
[15]梁伟，陈锋.青年职业农民的乡土嵌入机制与村庄再造—基于D镇返乡创业大学生的案例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2（5）：111-118.
[17]杜园春.乡村振兴迈入新阶段，87.4%受访者感慨乡亲们的日子更红火了超四成受访者呼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N].中国青年报，2026-02-26（8）.
[18]李利如，张孟.智慧农业物联网平台的多场景应用[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7）：116.
[19]张延龙.区块链交易与中心化交易比较—兼议“区块链交易+农业”的推进策略[J].重庆社会科学，2020（11）：6-17.
[20]庄曦，高宁.流动的乡缘：虚拟社区中同乡同业群体的乡土联结与关系重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3（11）：137-146.
[21]刘涛雄，尹德才.大数据在农业经济问题研究中的应用展望[J].农业经济问题，2024（8）：4-12.
[22]谢正发，刘中才.“新农人”短视频传播：叙事内容、时代特征与效果探赜[J].中国出版，2024（11）：58-61.
[23]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寻找乡村振兴合伙人”行动的通知[EB/OL].（2025-03-25）[2025-04-02].http：//hrss.shandong.gov.cn/articles/ch00382/202504/c965df67-a159-4a0b-8251-6ae916871d7b.shtml.
[24]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两进两回”行动的意见[EB/OL].（2019-10-28）[2025-04-02].https：//www.zj.gov.cn/art/2019/10/28/art_1229017139_56699.html.
[26]光明网.青年“新农人”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EB/OL].（2025-04-15）[2025-04-16].https：//topics.gmw.cn/2025-04/15/content_37967750.htm.
[27]张茂元，黄芷璇，王飞飞.青年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危机及其数字化应对[J].青年探索，2022（5）：17-26.
[28]聂小雄.系统性提升青年数字素养[N].中国青年报，2024-12-29（3）.
[29]王轶.数字游民何以选择回流乡村[J].人民论坛，2025（20）：86-89.
[30]邱蕾.返乡创业青年短视频赋权与乡村振兴主体角色协商[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8-57.
[31]椒江区人民政府.青年返乡创业驱动乡村蜕变[EB/OL].（2025-04-15）[2025-04-16].http：//www.jj.gov.cn/art/2025/4/15/art_1311043_59116267.html.
[32]江门市人民政府.江门“百千万工程”引领青年返乡创业就业潮[EB/OL].（2025-10-14）[2026-02-26].http：//www.jiangmen.gov.cn/home/bmdt/content/post_3378682.html.
[33]王张华，罗新然.数字贫困、数字失能、数字弱势与数字鸿沟概念及其关系辨析[J].学习论坛，2025（3）：84-91.
[34]李跇.消除数字经济试验田的“马太”风险[N].人民邮电，2021-09-07（3）.
[35]张国磊，龚蕊，王晓宇.数字乡村治理：名实分离与优化路径—基于S省P县的调研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93-102.
[36]马德坤，单文远.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机理、阻滞与优化[J].农村经济，2025（2）：140-148.
[37][40]黄平芳，李勇.数字赋能返乡青年创业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3（6）：717-725.
[38]潘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的理论机制、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04-114.
[39]万书润民.返乡小镇青年社会化的“脱栓”困境及其生成路径[J].理论月刊，2025（1）：106-116.
[41]马小龙.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支持农户创业的现实困境与路径破解[J].西南金融，2020（10）：36-46.
[42]赵祥云，赵晓峰，褚庆宜.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生成机制—基于宁波H村的案例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3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