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献礼片《五朵金花》，导演王家乙为寻找 “金花” 遍访云南文艺团体。在云南歌舞团的排练厅里，17 岁的杨丽坤正随着《赶摆》的旋律起舞，她身姿轻盈如林间小鹿，眼神清澈似山涧清泉，瞬间让王家乙眼前一亮 ——“这就是我要找的白族姑娘！”彼时的杨丽坤刚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歌舞团调入省团不久，从未接触过影视表演，却有着惊人的艺术悟性。
在大理喜洲镇的田间拍摄 “阿鹏寻金花” 的戏份时，她为还原白族姑娘劳作的真实状态，跟着当地村民学插秧、背竹篓，手掌磨出了水泡也不吭声。当镜头对准她，她笑着问出 “阿鹏哥，你要找哪个金花呀？” 时，那股未经雕琢的天真与灵动，透过胶片感染了每一位观众。
这部电影上映后，不仅在全国引发观影热潮，更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斩获 “最佳导演奖”，此后又陆续拿下 17 项国际大奖，成为中国民族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两年后，杨丽坤再挑大梁，在《阿诗玛》中饰演彝族传说中的美丽姑娘。为贴合角色，她提前三个月深入石林彝族村寨，学习彝族语言、刺绣与传统舞蹈，甚至跟着村民去山间采药、到田间耕作。在拍摄 “阿诗玛与阿黑哥对歌” 的戏份时，她站在石林的 “望峰亭” 下，用略带沙哑却饱含深情的嗓音唱起《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身后是嶙峋的奇石，身前是潺潺的溪流，画面与歌声交织成经典瞬间。即便半个多世纪过去，当这段旋律响起，银幕上那个身着绣花布衣、头戴银饰、伫立山间的身影，仍是无数人心中 “东方维纳斯” 般不可替代的经典。正如后来担任《阿诗玛》复映版编导的周培武所说：“她只用两部作品就走完了别人一辈子的艺术路，这种高度，至今无人能及。”
1964 年，正当杨丽坤的事业如日中天，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风波悄然袭来。《五朵金花》因 “歌颂爱情、偏离阶级斗争” 被批判为 “资产阶级毒草”，《阿诗玛》也因 “宣扬封建迷信” 遭禁映。年仅 24 岁的杨丽坤被贴上 “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人物” 的标签，从备受追捧的艺术家沦为被批斗的对象。在云南艺术剧院的批斗会上，她被强迫低头站在高台上，胸前挂着写有 “反动艺人杨丽坤” 的木牌，曾经为她欢呼的观众变成了指责她的人群，那些她用心血演绎的角色，成了攻击她的 “罪证”。日复一日的批斗、辱骂与体罚，让原本开朗的杨丽坤精神逐渐崩溃，最终被诊断为 “心因性精神忧郁症”。1969 年，她被送往昆明精神病院治疗，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她常常蜷缩在病床上，反复呢喃着 “我没做错，电影不是毒草”。
命运的微光在 1970 年悄然降临 —— 上海机床厂的青年工人唐凤楼因探亲来到昆明，偶然听闻了杨丽坤的遭遇，出于同情，他开始给她写信。从最初的鼓励与安慰，到后来的理解与牵挂，两颗饱受磨难的心在书信中慢慢靠近。1973 年，在双方家人的支持下，唐凤楼不顾旁人异样的眼光，与仍在治疗中的杨丽坤结为夫妻，婚后他辞去上海的工作，专程留在昆明照顾妻子。
1978 年，随着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杨丽坤被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虽因病情反复未能再登银幕，却在家人的陪伴下重拾生活的温度。1982 年，双胞胎儿子唐琰、唐韬的出生，给这个饱经风霜的家庭带来了久违的欢笑。每当病情稳定时，杨丽坤会坐在阳台上，给儿子们唱《五朵金花》的插曲，教他们跳简单的白族舞蹈，阳光洒在她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明媚的 “金花”。
病痛从未真正放过这位坚韧的女性。1997 年，杨丽坤在一次散步时突发脑溢血，虽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1998 年，她又因脑出血再次住院，记忆力严重衰退，甚至有时认不出身边的家人；1999 年底，脑梗塞发作让她彻底失去了语言能力，只能靠眼神与家人交流。2000 年 7 月 21 日凌晨，58 岁的杨丽坤在上海的家中突发脑溢血，永远闭上了眼睛，留给世界一声沉重的叹息。
按照她生前的遗愿，家人将她的骨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安葬在上海福寿园，陪伴着丈夫与儿子；另一部分由儿子护送回昆明，安葬在滇池湖畔的郑和公园内 —— 这里既能俯瞰她深爱的滇池，又能遥望故乡宁洱，正如她在《五朵金花》中演绎的那样，永远眷恋着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
如今，在云南宁洱的杨丽坤纪念馆里，31 张泛黄的老照片、20 多件实物展品静静诉说着她的一生：进门处，12 岁的她穿着傣族筒裙跳《春江花月夜》的黑白照片格外醒目，裙摆上的银饰仿佛还在闪烁；展厅中央，陈列着她拍摄《阿诗玛》时穿过的绣花布衣，衣摆处的补丁记录着当年拍摄的艰辛；角落里，一台老式放映机循环播放着《五朵金花》与《阿诗玛》的经典片段，每当 “阿鹏哥，你要找哪个金花呀？” 的台词响起，总有参观者驻足落泪。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满了来自各地观众的思念：“您是永远的金花，永远的阿诗玛”“感谢您用艺术照亮了我们的青春”。
她的人生如云南山茶，花期虽短，却以极致的绚烂永远留在了时光里，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