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想请您谈谈今年投入精力最大的事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想去推动这件事。
今年投入精力最大，也是个人最感兴趣的事情是余德耀美术馆与韩国的文化艺术基金支持的研究项目：结合韩国艺术家崔旴岚（Choe U-Ram）的展览，四位来自中国和韩国的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展开研究。我的研究方向是“冲动与稳态‒寄生下的生命博弈”：如果说“共生”一词提供了一种互利的均质关系，掩盖了生命间的冲突与博弈，那么我更想从“寄生”的视角出发去寻找不同生命体之间的差异与关系变化中的不稳定性。
此次研究会从生物体之间的寄生视角进一步延伸到技术与人的关系：我们既是技术的寄生物，也将被技术吞噬。这种不稳定的“寄生”状态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的主体性，并在技术环境中寻找自我调节与替代性生存策略。“寄生”视角或许也能为我们理解现代性困境提供一种新的途径，揭示出在个体与技术、主体与客体之间持续流动且不断转换的不稳定关系，也指向在这种寄生与被寄生的动态中寻求抵抗并重新构建稳态的可能。
在为期六个月的时间里，我通过在地调研、走访艺术家、与学者对谈等方式推进研究。和韩国学者的对话也使我逐渐发现亚洲学者与欧美学者看待技术的视角差异，大家都在试图寻找一种东方的技术生态观，在宇宙技术的背景下重新看待技术的问题，这也与我有关技术和生命之间的博弈的研究有很多的契合。这个研究计划会延续到明年年初，目前在持续推进中。
AI对您的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虽然我的研究并没有聚焦在AI上，但无论是在日常对话还是社会活动中，AI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我们无法回避对其的思考。对AI的探讨逃不出技术发展的大的路径，以及技术与生命的共同演化。AI在我的研究中不仅仅是工具，它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复杂案例和一种隐喻。从现实主义角度看，AI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们对控制与被控制的焦虑。AI模型根植于人类海量数据网络，其输出又反过来影响和塑造人类认知和行为，形成一种反馈循环，这种非对称的、不断调整的共生关系也映射了技术与生命之间相互依附、纠缠形成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在“寄生”的话题下研究控制与被控制的复杂关系，这也呼应了当下人类与技术之间既依赖又紧张的现状。我们应该通过艺术，更深入地探讨人与机器如何共存的问题。
您认为您的研究领域近年来有哪些重要的发展趋势？
今年年初我受委托研究中国青年媒体艺术的策展趋势，也借这个机会关注了近年媒体艺术青年策展人的思考和实践。在今天，“策展”的概念可能变得越来越复杂，媒体艺术和科技艺术策展渐渐脱离了学术名词解释式的展览组织，不再将当代艺术的内部话语与哲学观念作为展览内核的理论掩体，而是把视线投向更宽广的时空观念。
同时，策展人、艺术家、创作者跨学科合作的路径选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他们往往立足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能够根据文化背景提供的不同侧重点进行思考，这种思考在放大了人类感知世界方式的同时，更多的是向外寻求全球话语的在地关联；他们投身于具体地点、场所来勾画出不同知识系统的内在关系，联结历史与地方叙事的脉络、技术媒介的在地性和切身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是对话语主题的多元化回应，也是在摆脱观念性的内在话语权力的束缚。
当大家还在关注代际间的分野、对峙和拉扯的时候，科技艺术与媒体艺术的青年策展人在各自的工作场域的工作成果决不限于展览本身，而是在技术与时空的构建中重新整合了知识生产的模式，拒绝只聚焦单一学科和社会角色分工的工作模式，在无中心、无边缘的网络关系中唤醒艺术创造力的内在动能。
长期以来，公众对您所在的研究领域有哪些误解？
很多时候，大家会认为艺术与科技只是声光电式的视觉奇观，科技成为包装艺术的一种方式。同时，艺术与科技关注的议题包含今天科技发展下人类现状的多重问题，对其的理解不应该被简单化。其实艺术策展最有意思的是呈现一种复杂化的关系网络，让我们得以对抗对事物表象的简化理解，从更多元的角度和大的本体上去理解和探讨当下的问题。很多时候，展览的目的并非将某个观念或概念简化，以便让人更容易理解。事实上，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当下理解技术与生态等问题时所陷入的单一化倾向。展览对根本问题的探讨，能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增加一种厚度。因此，展览更需要策展人营造一种语境，既能通过叙事的方式贴近与公众的关系，又不仅是为了满足大众口味和现有观点，而是将观众带入另一种思考维度，一种更具张力、更开放的对话之中。
您是否愿意介绍一下您当下的解压/自我疗愈方式？
火锅、喝酒、骑行、撸狗（陪伴了我16年的小狗嘟嘟）。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