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年轻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家E·P·汤普森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通过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多重维度探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E. P. 汤普森 | 著，钱乘旦 | 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
如汤普森夫人多萝西·汤普森在《共有的习惯》一书中译版序言中所说，“他总是坚持：对于考察社会结构，阶级是一个有巨大价值的概念和工具。但是，他怀疑把它用于许多封闭的和自我确证的理论体系”。该书自出版以来始终没有停止发行，是汤普森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劳工史代表者以及“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的有力见证。
汤普森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在亚洲、欧洲与北美等多个国家度过，具有浓厚的国际主义氛围。戎马生涯与剑桥大学的求学经历为他提供了批判社会权力结构与制度的思想土壤与性格气质。他开创的文化主义历史分析手法以及对政治与社会运动理论资源的修正和丰富，得到战后新一代劳工史学者的关注与追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期，伴随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缓和。“那个美国人很难访问的地方”逐渐开放，吸引了学生时代的贺萧（Gail Hershatter）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兴趣。1979年至1981年，贺萧在南开大学访学。
在“骑着自行车在天津大街小巷寻访老工人”的探寻中，贺萧以天津为案例，将二十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历史的形成作为博士论文研究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修订、完善的《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一书于199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现代中国劳工史、城市史研究的经典作品。
2004年开启的《天津通史》编纂工程将其收录其中，以《天津工人，1900-1949》为名，作为海外学者对天津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翻译出版。202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该书纳入“中国城市史研究系列”再版。一部问世30年的学术专著两度再版，展现了该书学术生命力的持久、深厚。译者喻满意、任吉东、许哲娜均为天津城市史研究的资深学者，保证了该书准确、精湛又栩栩如生的行文翻译。
如译者之一许哲娜在序言中所指出的，“贺萧的研究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汤普森的学术思想”。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汤普森从工人在工作与生活中的共同经历探究认同感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为阶级概念赋予文化维度的观照，其采用的文化主义历史分析手法拓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制度的批判深度。
贺萧在继承汤普森追溯工人阶级意识与抗争传统起源的基础上，注意到城市经济社会整体特征对工人的影响与工人阶级激进传统的断裂等问题，有助于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比较中国与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的差异，是对汤普森学术思想的超越。《天津工人》全书分为八个章节，从城市、行业、生活与抗争四个层面勾勒出天津工人的群体画像。
《天津工人：1900-1949》[美]贺萧|著，喻满意任吉东许哲娜|译，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城市
在查尔斯·蒂利看来，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农民和城关市民的政治是地方性的，他们的抗争“剧目”主要表现在防火、抗税、打人、抢粮等；而现代工业社会中，工人斗争的场所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现代国家统治的心脏地带——城市，“剧目”是声势浩大的罢工、游行、示威等。查尔斯·蒂利揭示出一个事实，即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城市结下密不可分的关系。
与查尔斯·蒂利相似，汤普森对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工人群体的关系纽带与抗争传统演变分析颇为精彩，但对于城市的空间、社会与文化环境如何形塑劳工政治着墨不多。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将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具有雄厚工业基础的大城市。
有关上海劳工运动与工人阶级研究的著述汗牛充栋。贺萧没有追随这一“热门”城市，而是选择了北方重要的口岸城市天津，在全书前两章探讨“天津城市的历史及其短暂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对近代工人阶级的潜在影响。
通过阿美士德使团等来华传教士以及外国驻华使节的文献资料，贺萧梳理了天津的地貌特征与历史形塑。以海河为主的五大支流形成的扇形水系使得天津成为漕运、丝绸等南北商贸往来的重要转运点。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海河周边的乡村成为天津经济新中心的同时，老城区却固守在传统商业的桎梏下。外国人、军阀、官员、商人成为这个城市的精英阶层。借助镜头语言的场景描述，贺萧为我们呈现了沿海河从北向南逐渐形成了不规则空间分布的租界区、商贸区、娱乐区、政府办公区与工业区的“漫游者”视角。
在新旧混杂的城市空间布局下，城市居民的流动性十分有限。“对于工厂的工人或新来寻找工作的农民而言，天津城市的分界线就是家族和同乡的网络或者工厂的围墙。甚至流动的脚行搬运工也不会迈出他们的行帮所控制的地盘边界。”
在贺萧的眼中，近代天津亦土亦洋、新旧掺杂的城市气质有别于齐美尔“陌生人”理论包裹下近代上海的摩登现代。相较于近代上海以洋商、中方买办等为主导的西式精英阶层，天津的资本家笼罩在官僚体系的主导下，“官员创办、建立，常常也管理许多家天津的工厂企业”。军阀、商人倾向于经营土地、当铺与金银店等传统投资渠道，在赌博、斗虫等炫耀性消费活动中打发时光。
作者在第二章的结论中指出，近代天津未能培育出“一个热衷于工业的独立的本国资本家阶层”。在这个不断经历政治动荡的北方城市，失意的官僚政客、军阀与商人倾向于“短期投机性投资”而非制造业，由此导致缺乏工业化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限制了近代天津的工业发展。
尽管天津的大型工厂“表面上看是机械化的和现代的，实际上却是在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基于旧式社会关系的管理体系下运行”。相较于众多上海城市史研究凸显的“新”，贺萧眼中的近代天津底色是“旧”。然而正是这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旧”城市、“旧”行业与“旧”生活，蕴藏着工人阶级的勃勃生机。
行业
十八世纪初的英国处在机器化大生产变革的前夜。以机器为中心的新式生产组织制度对旧式封建制度下的劳动体系形成全面冲击。城市手工业工匠成为大工业时代的对立面。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汤普森注意到这一时期新旧职业交替变革中的过渡。
“帮工与小业主的分界线模糊不清”，充斥在伦敦通讯会及谢菲尔德协会等激进劳工组织中的矿工、船工、机工、织布工与刀匠等各类职业的“旧”工匠。谢菲尔德协会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是刀具业的下层业者和工人”。
与此同时，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观察家一致认为，以蒸汽动力和棉纺厂为代表的地方塑造了正在形成中的新式工厂工人。在汤普森看来，新式工厂工人“的许多思想和组织形式早已存在于家庭手工业工人当中”。
由鞋匠、织工、印刷工、建筑工等为主的城市手工业工匠具有精湛的专业技术，他们的工资“不是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而是取决于声誉或习惯”。他们关心维持自己的地位，对非技术工人心存戒备，建立了具有雅各宾主义式平等诉求的互助会组织，是早期劳工运动的肇始者。
社会分工与机械化大生产时代的影响并不整齐划一地扩散至所有行业，由此形成了新式工人与旧式工匠截然不同的劳动方式与思想观念。在《天津工人》第三章中，贺萧细致比较了手工工匠与工厂工人两者的异同之处。
尽管两者的劳动过程相去甚远，但他们“同样来自农村，使用相同的方法找工作”，使得两者在籍贯、职业流动等方面高度相似。尽管城市手工业工匠是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抗争的主要群体，但在贺萧看来，“没有证据表明，手工工匠比工厂工人更多扎根于城市生活”。两者都与乡村社会紧密绑定。
在此基础上，贺萧在四、五、六三个章节选取了机械制造与修配业、运输业与棉纺织业三个代表性行业，考察工人的劳动特点。位于天津城北的三条石是近代天津金属加工业的中心。这里的劳动“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小型工业组织”“作坊主与数量不多的雇工一起干活，没有劳动与闲暇时间的明确区分”。作坊主之间既有血缘或地缘关系，又相互竞争。
机器制造任务的增多导致零配件组装过程日益复杂，小作坊之间开始分化，与外部上下游企业发生更为紧密的联系。行会力量薄弱使工匠在遭遇生计威胁时难以像近代早期的欧洲城市工匠一样激进抗争，而是用脚投票，离开这里。
作为重要的运河枢纽与口岸城市，以脚夫、人力车夫、码头装卸工等为主的运输工人规模庞大。作为高度组织化的脚夫，其工作建立在通过暴力方式赢得地盘的基础上。脚行内部由把头控制，掌握地盘内部的工作分配与管理权限。尽管天津的城市建设逐步走向现代，但暴力的控制手段与帮会制依附关系始终是支配运输业的行规。
在机器化生产方式最为典型的棉纺织业，工厂主依赖工头管理工人。工人既要忍受工头的管控甚至侮辱，又对工头保持一定程度的依赖。这种灵活与不稳定的关系使得政府与工厂主积极推动的制度规范与军事化管理难以在车间层面贯彻执行。
通过行业分类，贺萧为我们呈现出工人群体内部的劳动过程差异以及建立在这种差异基础上的关系纽带与生产组织结构。需要指出的是，以行业视角为切入点，在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工人群体的劳动控制、阶级意识与集体行动等问题，不仅体现在以汤普森、大卫·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工史研究者的著述中，亦体现在以裴宜理、洪尼格等为代表的与贺萧同时代的海外中国劳工史研究者的著述中。
问题在于，行业视角在呈现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化与复杂性，突破工人阶级“铁板一块”的整体论的同时，也存在使研究者陷入被行业区隔的碎片化论述的危险。难能可贵的是，贺萧在引入行业视角的同时，保持了对天津工人的整体论断。在缺乏近代早期欧洲城市手工业传统的情况下，天津的工匠和工人与乡村社会的紧密联结是理解其在工作场所展现出的人身依附关系与权力结构的核心。
生活
在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中，来到伦敦探望匹普的铁匠乔临别前对匹普说：“我穿这身衣服觉得不舒服，在伦敦不自在，而我在铁匠铺、厨房、沼泽地自在得多”。借助铁匠乔的语言，狄更斯揭示出了近代早期工匠的平民文化特质。
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保尔·芒图认为“工匠在乡间或小城市中所过的生活，比在我们近代的工业中心所过的生活更单纯、更健康”。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认为十八世纪的平民文化具有道德经济学特征，以基于地方自豪感的保守主义价值观为代表，集中在乡村社会以及人口密集的工业区和矿区，认为“经济进步和落后的简单理论站不住脚”。
继行业分类的呈现后，贺萧在第七章从休闲娱乐、婚丧嫁娶、失足与犯罪等方面讨论工人阶层的生活方式。天津的节日风俗和庆典仪式等与周边农村地区的风俗习惯保持一致，为工人在城市社会中聚合并发展出新型的下层都市文化提供了机遇。“市场和娱乐场所为男性工人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聚集场所。工人们变得依赖于市场，容易受货币波动的影响，并以与农村完全不同的方式利用当铺”。
以工人为主体的城市下层生活具有脆弱性和暴力的特征。在被称为“鬼市”的旧货市场游荡、观看充满性暗示语言的相声等是工人热衷的休闲生活。赌博、盗窃等行为具有普遍性。工人与其他城市阶层相互隔离。“最容易遭受个人暴力袭击的人，正是那些不能依靠家族、朋友和保护人构成的联盟提供的保护的工人”。职业稳定与人格尊严难以获得。迫于生计的女工大量沦为娼妓。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盛行。
借助丰富的田野访谈、地方史志与报刊杂志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贺萧为我们呈现出一幅“苦中作乐”的工人阶层生活图景。三教九流聚合的城市为工人提供了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消磨时光。与此同时，他们也受到掌权者的隐性盘剥与流氓、兵痞等的公然欺辱。
在汤普森的论述中，被不同行业分割的工人在社区生活中获得身份认同与阶层意识。贺萧秉持了汤普森对于生活经历与阶级意识的关联，认为来自乡村的传统与城市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和工作场所的处境“促进了工人阶层抗议的形成”。
抗争
抗争标志着工人阶级以集体行动的方式登上政治与历史舞台。在《共有的习惯》一书中，汤普森认为十八世纪城市工匠的平民文化虽然具有反叛特征，但“这种反叛的目的是捍卫习惯”。与之相对应的是城市手工业工匠对行会制度的忠诚。
工业革命早期，伴随社会流动的加剧与传统社会关系的松动，尚未被纳入新式工厂纪律规训的劳动者们身上的束缚减轻，工人的暴动急剧增加。这一时期的典型抱怨是“工人群众无纪律，他们就业无规则，他们缺乏经济依靠，以及他们在社会上不服从”。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认为早期工匠的互助会传统与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相结合，“是工业革命的伟大精神成果”，是推动宪章运动的重要因素。与汤普森的结论相似，戈德斯通在《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一书中同样高度强调早期工匠抗争对于政治进程的作用，认为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危机并非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厂工人，而是传统经济制度下的手工业工匠。
在全书第八章，贺萧探讨近代天津工人阶级的抗争问题。尽管历史上的天津工运与传统意义上的工运史时间节点并不十分吻合，但并不能得出天津工人政治不活跃的刻板印象。在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期，天津工人的抗争寥寥无几。从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大革命时期，天津的工业快速发展，国共两党在天津的棉纺织企业中从事组织动员活动。
这一时期的棉纺织业处于快速扩张阶段，工厂“能够在没有过分压力的情况下答应工人的一些要求”。然而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党组织与早期工运组织均被破坏。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初期，政府在组建官方工会组织的同时，极力限制工人的自发抗议活动。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萧条的阴影下，工厂主逐渐强势，解雇工人和关闭工厂的威胁笼罩在劳资双方头上。尽管部分工厂工人成功发起反对减薪的罢工并避免被政府镇压，但难以避免被解雇的命运。工人回到农村，城市工人运动逐渐沉寂。
抗战时期，伴随天津沦陷，日本人采取更为严苛的高压和管制政策。工人被迫长期从事高强度的工作，食物供给十分有限。虚弱的体力也限制了工人的抗议能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试图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执政初期的劳工政策控制天津工运。然而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大型制造业企业的工人发起抗议。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共致力于工厂内部的地下组织工作，成立俱乐部，并在适当的时候帮助工人发起罢工。与农村地区的紧密联系，既限制了天津工人的抗争能力，又为工人提供了如华尔德所言的工厂内部的庇护与人身依附关系。大型工厂既能够将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又为这种抗争提供了活跃空间。在各种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的网络中，汤普森意义上的“共同经历”和“利益一致”并不明显。
在希尔弗看来，传统的劳工研究讲述的是工人阶级形成的故事，其关注的是西欧和美国那些工匠和技术工人，他们因面临无产阶级化和去技能化而组成政治团体并为自身的生计和工作传统所遭受的威胁而斗争。贺萧并未脱离这一传统议题。但是贺萧的深刻之处在于，面对这一议题不下定论，而是通过细致入微的全景式分类考察，呈现出工人阶级历史演进中新旧杂糅、偶然与必然并存的复杂面向。在理解汤普森的基础上，超越了汤普森。
在《危险的愉悦》一书中，贺萧告诉我们，历史就像剥洋葱，最后的内核并不重要，而是在层层解析的过程中管窥洋葱的纹理、形状与气味。《天津工人》一书的论述同样秉持了这一特色。也许重要的并不在于追问工人阶级是否形成，而是在于我们是否看到历史洪流中那些被忽视的“旧”人“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