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有座糖厂，每年甘蔗成熟时，就会看到一车车甘蔗穿过小镇运往厂区。秋冬的街上络绎不绝的，除了满载糖蔗的卡车，还有载着果蔗的三轮车。糖蔗含糖量高，但纤维粗、质地硬，专属糖厂压榨的使命；果蔗水分足、口感脆，是街头巷尾的解馋好物。摊贩为了保鲜保卖相，总会留住果蔗顶端蓬松丰茂的绿叶，于是三轮车头上总有一抹汹涌的绿色，像是把一片热带丛林，悄悄塞进了小镇的街巷缝隙里。

秋冬的农田本是一片沉寂，唯有远处糖厂的烟囱，不断涌着榨糖时升腾的白雾。那些白雾裹着清甜的蔗糖味向四处弥漫，遇上无风的阴天，整个小镇都被这股甜意浸透，缠缠绕绕，久久不散。有时我会生出错觉，以为世上所有的雾，本就该是甜的。

一、开榨：仪式里的甜苦序章

每年11月，是广西甘蔗大量上市的时节，也是糖厂开榨制糖的黄金窗口期。但2025年的开榨季，比往年来得稍晚一些——干旱、洪涝与几轮台风轮番侵袭，让甘蔗成熟节奏放缓，糖厂的开工时钟也随之延后。

对糖厂职工而言，榨季与非榨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非榨季长达6至8个月，日子清闲安稳，每日检修设备、准时下班，压力虽小，收入也相对微薄；而榨季从每年11月延续到次年3月，甘蔗一年一熟，加工期转瞬即逝，一旦错过，原料便会变质发芽，因此糖厂必须全天不间断运转，与时间赛跑。

榨季的“三班倒”是常态，部分车间里，工人要在高温、高噪音环境下坚守岗位，身心压力拉满。为应对激增的工作量，糖厂会在此时招进大量季节工，分担包装、搬运等辅助工作。作为全年经营的核心，榨季的产量直接决定糖厂当年的效益，也正因如此，开榨仪式成了糖厂一年中最隆重、最热闹的日子。

这仪式算不上统一模板，却有着共通的庄重与烟火气，是现代工业文明与古老民间习俗的奇妙交融。天还未亮，糖厂负责人便会在车间内杀狗泼血，以传统方式驱邪避凶；系着红绸带的甘蔗被当作吉祥之物，庄重供奉在祭桌上——在广西，甘蔗本就寓意节节高升，过年时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摆上两根，此刻更添了几分神圣感。待领导下达指令，负责人便将这根象征好运的糖蔗抛入生产线，机器轰鸣响起，开榨的序幕正式拉开。

一整天，糖厂人都带着虔诚，烧香祈福，盼着全年产量达标、收益向好。仪式末尾，车间内燃放的鞭炮声穿透晨雾，既宣告着忙碌的开始，也将信号传到几公里外的田间——蔗农们拿起镰刀砍刀，弯腰走进蔗林，与糖厂的机器声，奏响了整个秋冬的丰收序曲。

二、糖厂：刻在记忆里的甜香共同体

在广西人的生活里，甘蔗早已超越经济作物的属性，深深扎根在地域脉络中。中学地理课本里写着，广西甘蔗种植面积与蔗糖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中国糖罐”的名号名副其实。崇左的“中国甘蔗之乡”、来宾的“中国糖都”、贵港曾有的亚洲最大糖厂，都是这片土地与甘蔗紧密相连的印记。

我的大学同学里，有糖厂子弟，也有蔗农后代；亲戚中，既有糖厂正式职工，也有榨季进厂的季节工，还有田间劳作的砍蔗人。网上说，广西第一批糖厂建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要致富，种甘蔗”的口号传遍乡野，80年代迎来二十年迅猛发展期，糖厂数量一度突破100家。90年代初，广西糖产量超越广东，稳居全国第一，“中国糖罐”的地位就此稳固。

而我对糖厂的记忆，始于6岁那年第一次走进厂区的震撼。彼时家乡小镇还是坑洼的泥巴路，一公里外的糖厂却已是现代化社区——平整的水泥路面、修剪齐整的绿化带、排列有序的单元楼，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糖厂的生活是全镇人的向往，在厂里工作的人，脸上都透着旁人羡慕的荣光。

小时候去糖厂，是为了探寻乐趣。厂区里的灯光球场、影院、子弟学校、假山喷泉，都是娱乐匮乏的九十年代小镇里，最珍贵的玩耍天地。我曾不知疲倦地在假山池间攀爬，风里裹着淡淡的蔗糖香，那是童年最清晰的嗅觉记忆。每到夏天，在糖厂工作的亲戚送来雪条票，妈妈就骑上单车带我去买绿豆雪条，蔗糖的甜香从嗅觉漫到味觉，冰凉又治愈。那雪条是糖厂职工福利，凭票购买，连同饭票、电影票、游泳票一起，构成了糖厂职工的专属优待。

后来走过不少广西糖厂才发现，影院、球场、子弟学校这类设施，几乎是标配。90年代糖厂职工的优厚待遇与完善的生活配套，见证着广西糖业的鼎盛岁月。对那时的人来说，糖厂不只是一座工厂，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有人在厂医院出生，在厂里读完幼儿园到中学，毕业后进厂工作、结婚分房，最终在厂里退休，一生都被糖厂的甜香包裹，几乎无需与外部社会过多交集。

盛极而衰是世事常态。不知从何时起，家乡糖厂卖雪条的小店关了，光鲜的建筑设施再无更新，2000年后，环保政策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上WTO后国际低价糖的冲击，大量糖厂倒闭，数量缩减至90家左右，属于糖厂的黄金时代悄然落幕。多年后再回故乡糖厂，榨季的空气依旧是甜的，上世纪的楼房与假山池仍在原地，只是褪去了旧日光彩，透着几分岁月沉淀的衰老气息。

三、蔗农：甜产业里的苦涩坚守

糖厂数量减少，坚守种甘蔗的传统农户也越来越少。和村民闲聊时，常能听到这样的感叹：“宁愿去广东打工，也不种甘蔗了。”种甘蔗的苦，藏在每一个劳作环节里——翻土、下种、施肥、除草、砍收，每一步都要投入大量体力与时间，更要承受精神上的委屈与无奈。

村民老黄的故事，是许多蔗农的缩影。二十几年前，他种了十几亩甘蔗，砍收后等了二十多天，糖厂的运输车却迟迟不到。砍好的甘蔗日渐失水，重量缩水就意味着收入减少，而土地又亟待翻耕补种。绝望之下，老黄一把火烧光了地里的甘蔗，看着亲手栽种的作物化为灰烬，他暗自发誓：“再穷也不种甘蔗了。”

虽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糖厂与蔗农的地位却并不平等。蔗农没有话语权，砍伐运送甘蔗需申请“蔗票”，有时要给糖厂员工好处费才能拿到；九十年代管理混乱时，糖厂司机索要红包、质检员以夹杂物为由克扣费用、糖厂拖欠蔗款的情况屡见不鲜。被逼无奈的蔗农，有的挖掉蔗根表达不满，有的甚至在糖蔗里夹进石头泄愤，甜蜜的产业里，藏着太多无奈的对抗。

十年前，一吨甘蔗收购价约500元，扣除成本后利润微薄，遇上自然灾害便可能血本无归。如今人工、肥料成本逐年上涨，收购价却停滞不前，蔗农种蔗的积极性愈发低迷。越来越多农户转而种植速生桉和果树——桉树耐贫瘠、抗灾害，无需过多照料，不耽误外出打工，成了更现实的选择。

尽管白糖是战略物资，官方近年鼓励种蔗并给予补贴（且补贴往往难以到手），还推行“清桉还蔗”政策，但传统种植模式已逐渐被规模化、机械化取代，不少农户将蔗地出租给种植大户，彻底告别了亲手种蔗的日子。

四、砍蔗工：七十岁的坚守与生计

广西有个玩笑：“一到冬天，广西人就以处对象为幌子，哄人回乡砍蔗，收工后再分手。”虽是戏言，却道出了甘蔗收割季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过去，砍蔗多由蔗农自家完成，如今则多由雇佣工人承担，本地劳动力不足时，种植大户还会聘请贵州或越南农民前来帮忙。在我们镇，砍蔗工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本地农村妇女，青年人早已外出谋求更高薪稳定的工作，只剩她们承接这份辛苦又低酬的活计。

70岁的陆大娘，就是其中一员。她不知道承包蔗地的老板是谁，只是听邻居说招工，一天能赚120元，便毅然前往。和许多农村老人一样，她学历不高，大半辈子务农，收入微薄且无养老金，晚年只能靠劳动养老。

每天清晨五六点，陆大娘便起身忙碌：洗漱、吃早饭、喂鸡鸭，再准备好午饭装进饭盒，灌满热水，把镰刀、砍刀、手套、遮阳帽等工具收进提篮，骑车赶往蔗地时，天还未亮透。砍蔗工按件计酬，一小捆10多根甘蔗工钱3元，要赚到120元，一天需砍够40捆——这已是70岁的陆大娘的极限，年轻力壮者也不过能砍50捆左右。

一名砍蔗工一天约能砍1吨甘蔗，可产出130公斤白砂糖。糖价的波动，最终会传导到最底层的砍蔗工身上。今年糖价下跌，糖厂便将压力转移，要求甘蔗处理得更干净，蔗尾过长、叶鞘过多就要返工或扣钱。这意味着砍蔗工要在每根甘蔗上花费更多时间，每日产量下降，收入也随之减少。

中午12点半，其他工人都坐在蔗堆上吃午饭，陆大娘却还在劳作。她不带手机、没有手表，一天的时间以20捆甘蔗为界，砍完前20捆是上半日，砍完后20捆才是下半日，唯有达成半程目标，才肯坐下歇脚吃饭。饭后几乎无休，她立刻起身继续，直到砍完40捆，天色完全变黑才收工。

那120元，藏着被蔗叶割出的伤痕、浸透汗水的衣衫，还有弯了一天直不起来的腰。我问她砍蔗会不会腰酸背痛，陆大娘笑着说：“我这年纪，就算不砍蔗，每天也背痛。”她坦言，只要明年身体还行，还会再来砍蔗——镇上没有其他工作机会，这份辛苦钱，已是难得的收入。

无论是种植大户雇佣的工人，还是自家砍收的散户，蔗农与砍蔗工始终是蔗糖产业里最弱势的一环。每年甘蔗成熟季，糖厂机器的轰鸣与田间砍蔗的摩擦声交织，每一个与甘蔗打过交道的人，心中都藏着复杂的情绪。这份滋味，一半是蔗糖的甜，一半是生计的苦，没人知道，这份甜与苦，何时才能真正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