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绕美联储的相关听证会上，这场会议并非外界想象的“温吞水”，反而藏着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细节。很多参议员的提问尖锐直接，直指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或许若干年后回望会发现，这些问题并非当下最关键的核心。真正抓住本质的，是凯文·沃什——他精准看到了美联储当前面临的困境与结构性问题，至于他是否真的坚信AI是结构性解决方案，或是暂时没有更好的替代说法，其实并不重要。在这一认知前提下，再去解读凯文·沃什的诸多做法，往往能获得全新的视角。
我的直觉是，他目前尚未找到完美的答案，但这一点无需苛责。因为结构性问题的破解，往往需要以年为单位去摸索、去沉淀，绝非短期内就能有定论。当然，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仍有可能延长，凯文·沃什何时能接任这一职位，目前仍是未知数。
回归最基本的逻辑：经济问题始终存在周期性与结构性的区分。对于美联储主席而言，在一个经济周期内，若更看重失业率，往往被视为鸽派；若更聚焦通胀，则更倾向于鹰派。从这一角度来看，凯文·沃什无疑是鹰派——他明确表达了对价格稳定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反对降息，只是更看重资产负债表的缩减，这更多是方法层面的选择，而非核心立场的差异。在他看来，美联储当前面临的核心矛盾，早已超越了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
那么，美联储的结构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可以从政治、地缘、经济等多个维度解读，而最通俗易懂的说法，要从全球化的发展脉络说起。1980年，新自由主义兴起、苏联衰败之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扩张期。以中国为首的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加入全球供应链，大幅提升了全球供给能力，压低了整体价格水平。从1980年代初期到2019年，全球进入了鲍威尔口中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代，这一时期通胀持续走低，经济运行相对平稳。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每当经济出现复苏迹象——比如2016-2017年，人们总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低通胀、低失业率的良好局面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开始讨论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已经失效，以及失效的原因。如今回头再看，才发现当时的人们多么不懂珍惜，也多么狂妄。我始终期待，有一天能再次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中，以更成熟的视角审视经济的起伏。
过去40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本质上都是“大缓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式。美联储的政策框架，也不可避免地随之调整。更直白地说，2016年或许不仅是很多行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也是美联储自身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美联储的转变体现在多个方面，但在凯文·沃什眼中，最直观的一点便是资产负债表的持续扩张。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在低通胀的大背景下，通胀长期未能达到2%的目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开始启用量化宽松（QE）这一工具，随后逐渐“上瘾”，资产负债表规模不断膨胀。如今，全球供给不再充足、供应链频繁被打断，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却依然保持扩张态势——这种惯性并非因为当前通胀过低，而是从美联储到财政部，从政府到金融机构，都已对这种扩张模式产生了依赖。
公平地说，庞大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是否是当前通胀问题的根源，业界仍有分歧：支持者认为财政政策才是通胀的助燃剂，反对者则表示，通胀主要源于供给侧的扰动，与美联储及财政政策无关。我个人倾向于认同前者，但即便退一步讲，有一个事实无法忽视：美联储2018-2024年的诸多做法，与2018年之前相比并无太大差异，但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凯文·沃什的改革方向是否正确，仍值得探讨；即便方向正确，能否顺利实施、实施后会引发何种扰动，也是未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愿意直面结构性问题、提出结构性解决方案的态度，值得鼓励。他渴望给美联储带来真正的改变，也有着足够的野心去推动这一切。
简单来说，凯文·沃什的政策主张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其一，结构性层面。他认为，过去40年支撑全球低通胀的诸多因素已逐渐消失，未来通胀的走低，需要依靠AI带来的技术进步。因此，美联储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无需维持庞大的资产负债表，需加强监管，同时通过降低利率来提振科技进步。这是他最为看重的方向。
其二，周期性层面。他重视通胀问题，但坚信科技是降低通胀的关键路径，因此，降低利率、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放松金融监管，都是符合逻辑的周期性应对思路。
不同人对这一主张有不同看法，实属正常。我个人对“科技能够降低通胀”的信心并不充足，也对缩减资产负债表、收紧财政的可行性存在担忧，但我并非科技领域或利率市场的专家，因此不妨耐心等待相关领域专家的解读与判断。
但有一点我能清晰感受到：凯文·沃什想要干一番大事，他希望在美联储推动结构性改革，直面当前美联储与美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风险。
写到这里，核心观点已基本清晰，但我想补充一点额外的思考。此前我曾在公众号或播客中提到过，若深入了解凯文·沃什的背景，便会发现他绝对有意愿推动结构性改革。他身上有两个鲜明的特质：一是保守主义者，二是渴望证明自己。有人认为他类似机会主义者，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一个渴望证明自己的保守主义者，在很多时候确实会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
他的保守主义，体现在坚信技术进步能压低通胀、放松监管能推动经济增长，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毫无意义。在经济领域，我们曾在播客中讨论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已难以应对当前世界的剧烈波动，前瞻指引在当前的高波动率环境下也意义不大，这些观点我都能理解，也认为凯文·沃什的相关做法具有合理性。
在结构性层面，我有一种直观的感受：正如前文所说，技术进步能否真正降低通胀，对于渴望成为美联储主席的沃什而言，或许是一种说法，也可能是一种信仰；但如果去问胡佛研究所的沃什，便会发现，技术进步本身就是美国保守主义者眼中“保卫美国”的重中之重。这一点，中美两国的认知其实并无太大差异——美国在二战中凭借划时代的武器加快战争结束的历史，对太平洋两岸的人们而言，都是值得借鉴的过往。
因此，在凯文·沃什的发言中，降低利率、提振科技，既是他眼中未来结构性降低通胀的路径，也是大国竞争的必经之路。至于这两点孰轻孰重，目前尚难定论。而若要推动这一方向，货币宽松可能带来的通胀效应，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对冲——无论是资产负债表的收缩，还是财政政策的稳健。
这里的核心分歧在于：科技进步究竟源于市场的自发行为，还是政府的主动投资？对于出身胡佛研究所、来自雅诗兰黛家族的凯文·沃什而言，这个选择毫无悬念——他必然倾向于市场自发。
当然，这样的改革过程中，难免会伴随着机会与动荡。我总会想起2025年夏天，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加州的一次发言，他说美国需要囤积子弹和坦克，而非比特币；最近他也表示，若对伊朗的强硬态度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那也无妨。当前美国社会的割裂与分化，导致其决策流程缓慢、充满迟疑，但我的感觉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感受到了世界的变化，开始尝试推动结构性改革——美联储不会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人类历史上，当文明遇到挑战时，人们往往会从历史制度中汲取灵感，推动改革：中国的王安石变法、日本的王政复古、华盛顿众多仿照罗马的建筑，都是如此。我原本想举Ti比赛的例子——前两把随意发挥，决胜局回归本职打法，但觉得过于不吉利；不妨用足球举例：强队陷入低谷后的复苏，往往从自身最具底蕴的优势位置补强做起。巴塞罗那偏爱10号位的个人英雄主义，小罗与梅西开启了球队的复兴；皇马擅长边路快马战术，C罗与贝尔铸就了王朝。
因此，在未来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外交层面，我们或许会看到中国的朝贡制度、美国的孤立主义在新时代的演绎；内政层面，中国的财税改革与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也会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
这并非坏事，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竞争——强者与强者的博弈，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我始终偏爱这种“拳拳到肉”的竞争，而非每天坐以待毙，期待对手自行崩盘，或是陷入“比烂”的恶性循环。无论最终输赢，这种良性竞争，都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