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文成绩最好的理科第一名
在跟随刘永行到东方希望集团旗下公司检查指导工作的间隙，偶然听他谈起当年参加高考时的趣闻，其中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好奇：
恢复高考第一年，新津全县有1800多人参加考试，虽然我自认为答得并不理想，因为最拿手的理化有三分之一的试题没有答完，但颇为意外的是我居然考了个全县理科第一名。虽然我考的是理科，语文成绩却是全县第一名。
我国恢复高考后，他成为新津县首个“理科状元”的故事在当地家喻户晓，这个笔者早就知道，但“语文成绩却是全县第一名”这个细节倒是第一次听说。反复品味这个细节，越品味觉得越有意思，也越有意义——东方希望的健康发展与刘永行这种文理双优的知识结构应该不无关系，这也成了我写作本文的动因。
笔者发现，最杰出的企业家往往有一个共同特征：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七分是科学，三分是艺术”，科学指的是可分析、可复制、系统化的方法论，艺术则代表了不可言传的直觉、感召力和人文情怀。
远的如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七分科学”表现在他对技术的精准洞察，对供应链的科学管理以及对市场的精准定位；“三分艺术”则表现在对“完美”近乎偏执的追求，这种对“简洁”和“优雅”的直觉是驱动其产品成为“艺术品”的核心，将技术与艺术相结合是他所有伟大产品的灵魂。
近的如马云，“七分科学”表现在商业模式的构建、数据驱动的决策以及组织与人才体系的搭建上；“三分艺术”则表现在他超凡的演讲与感召力、对“信任”的深刻理解。他提出的不仅是一个技术方案，更是基于对人性和社会心理的深刻洞察。
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科学与艺术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人类认知这枚硬币的两面，共同照亮我们探索未知的道路。“七分科学”（理性、系统、可复制）确保了企业的效率、规模和可持续性，是企业稳固的基石；“三分艺术”（感性、直觉、人文）则决定了企业的高度、灵魂和颠覆性，是让企业从优秀走向伟大的关键飞跃。
杰出企业家的“七分科学”与“三分艺术”，捕捉到了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深刻而迷人的本质，笔者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顶尖的企业成就不仅仅依赖于严谨的逻辑和实验，更需要一种超越性的、类似于艺术创作的直觉、想象力和审美。
以笔者的长期观察和认真研究，刘永行先生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刘永行是著名的工业家，描写他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文章有很多，其中也包括笔者的不少文章，如《“反者”刘永行》《刘永行的“势道术”》《刘永行的“工业之美”》等，但本文想换一个角度：从他的知识结构和文字表达入手，去探寻一下他的成功路径以及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意义。
二、“我知道自己表达能力不好”
刘永行回忆说：
我知道自己表达能力不好，第一志愿报的是清华大学的电子计算机专业，但由于家庭原因没有被录取。
后来由于邓小平有一个讲话，我又被补录到了成都师范专科学校（注：这所学校后来被并入西华大学）。
我本来心灰意冷，不想去上，但在父母劝说下，最终还是去了。上学期间，我最喜欢的就是帮助老师做教具，其他活动则很少参加。
课余时间，我更喜欢读科技、工业和管理类书籍。现在反过来看，如果当时果真去了清华，从此做了研究生，我可能就会安于现状，不再去闯，哪来今天的局面？
小时候的刘永行有一个心结一直打不开，就是一急说话就有点口吃。他回忆说：
我从前性格十分内向，很害羞，很腼腆。虽然一直都是优等生，还当过学习委员，但我确实没有主动发过一次言，除非老师点名。
1982年刚创业时，由于交流和沟通方面的原因，他觉得自己难以将很好的想法变成员工的行为，一急就训人，因而员工都有点怕他。随着企业的发展，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
1995年之后，由于希望集团“分家”，此前很多由当过老师、口才出众的刘永好出面的活动，只能由他自己出面。记得是在信阳希望的开业典礼上，省市县领导都在场，轮到他讲话时“居然有点语无伦次”，这让他压力倍增。
他说他一直在思考：我的文笔不错，思维清晰，经历丰富，为什么讲话就不行呢？当追溯到上小学时，他突然想起一件事，班主任有一次家访时对他父亲说：“老刘啊，你要注意呢，永行是不是有点口吃啊？”
他由此得到一个心理暗示，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就有口吃的问题了，“我好多次都想发言，但总怕说不好，越怕越说不好就越不说，越不说就越着急，最后形成了恶性循环”。
意识到这一点，他就先在家里和自己的公司练，他说：“记得是1995年，有一次在去芜湖希望的路上，车上有好几位高管，大家谈得很多，我感觉自己一下子有了突破，话说得很顺畅，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是啊，我本来就不是口吃，之所以有问题，更多的是心理问题，而非器质性问题。”
经过不断磨练，语言便不再成为他工作的障碍了。现在，在任何大小场合，他都可以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说他是演说家也不为过。后来，刘永行把解决自己口吃的思路和方法延伸到企业经营管理上，面对问题，他要求“没有原因，禁止理由，不要解释，追溯根源”。
他说：
追溯根源不是怀疑，而是质疑。任何做法都不会完美，都可能有更好的、更先进的方法，质疑永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
针对质疑的内容，要靠精密的逻辑推理去寻找案例，来验证或试验最终结果。任何表述都要用相对的、绝对的数据阐述，要禁止使用程度副词，使用程度副词就是判断力不够，要随时随地用数据说话。
要制定出标准，标准要做到同口径可比，要把不可对比的东西折算成可比的、简单公正的东西，生产指标要用数据体现出来。
追溯根源有个很好的方法，就是问自己三五个为什么，找到三个最佳版本，并对照标准，再用数据计算差距，改变现状。
根源不只是来自设计院，也不只是来自厂家，更需要对照行业先进，归根结底，追溯根源，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依旧是找“最新、最成功、最主流”三者之间的交叉点来讨论。
深邃的思考、可行的方法、精准的表达，让东方希望的“四大观念”渗透力更强，落实起来也更加高效。
三、“父亲从小就给我们买了很多书”
希望兄弟当中，老三刘永美被过继给顺江乡古家村陈家之后改名陈育新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了解内情的人说，最早被过继出去的其实是刘永行先生，只是由于“不慎从高凳子上掉下来摔断了腿，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整条腿红肿得像水桶一样，对方又将他退了回来”。
提起这段经历，他说：
我两岁时，新津解放了。有文化、有知识的父亲参加了政府工作，是土改工作团的团长。当时国家干部没有工资，就靠我母亲小学教师的收入，根本不够养家糊口。
无奈中父母就把我送给了一个姓郑的布商。送出去几个月后，我又被退了回来，因为我的腿被摔坏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还留下了后遗症。
这对我既是坏事也是好事，不然我不知道将会受到什么教育，我的人生必然也会因此改变。
当时刘永行才两三岁，腿伤导致的残疾因此困扰了他一生。此时，由于老大刘永言已经上学，老四刘永好尚在襁褓之中，经济十分拮据的父母只能将目光转向老三刘永美，这才有了陈育新被过继出去的故事。
刘永行的父亲刘大镛是一名知识分子，早年曾加入地下党参加革命工作。特殊的工作，使他养成了善于观察、长于思考的习惯。刘永行说，“我的父亲才思敏捷，崇尚科学，特别爱好学习。”
他回忆道：
父亲从小就给我们买了很多书。我们家虽然很穷，但与其他家庭相比，就是书多。记得还没有上学时，父亲就替我订阅了一份《少年报》，从上小学开始就让我看《参考消息》，之后还陆续为我订阅了《少年无线报》，购买了《科学家谈21世纪》《少年电工》和《十万个为什么》等书，并以此奠定了我的理工底子。
那时卧病在床的父亲每天早晚还会为我讲唐诗宋词。小学三年级以前，他就已经把高中语法和修辞学全部给我讲完了。高考时虽然我报的是理工科，语文却拿了全县第一。
自幼养成的习惯和思维方式使我们形成了超前观念，并勇于行动。当然，还必须加上生活简单、头脑复杂的生活方式。在后来为企业制定战略时，我们总能超前半步。
同时，为了规避风险，在战术上总要提早准备几个预案：最好的、次好的、中间的、较差的、最差的。当失败的预案出现后你得接受，我们必须非常理性，在现有条件下争取最好的结果。
刘大镛去世后，家人在整理他的床铺时，发现床下、枕头下全是书，高等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什么都有，无论能否用得上，刘大镛什么都学。好学的刘大镛成了一个博学的人。闲暇的时候，刘大镛就会给孩子们讲唐诗宋词、天文地理，讲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并且他说得好像和别人说的都不太一样。
学习与思考是父亲刘大镛的习惯，也成了刘永行兄弟的习惯。童年的时候，刘家虽然空空荡荡，却有4个木箱，两个箱子装着全家人的衣服，另外两个塞满了书籍。书籍是这个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全家人都喜欢看书，都将书视为珍宝。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长大的刘永行，读书、观察、思考、行动成了他的习惯。
四、东方希望的投资观念与成长积淀
东方希望的投资观念源于刘永行十岁左右时的一件事：
我十岁左右时，有一天看到校长在写标语，开始写“少种高产多收”，后来写“多种高产多收”。过了一段时间，墙上的标语又变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弄不清究竟是“少”好还是“多”好，于是问校长，校长说他也没弄明白。
后来“多快好省”的政策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看来把“多”排在第一位容易出问题。我想，“多快好省”的理念本身很好，只是四个字排错了顺序，最好是“好快省”，好字当头，把“多”藏起来，这样的结果就会“多”，它会随之而来。
把“多”作为前提容易忽视质量，把“好”作为前提就有了生命力。“好”是前提，“快”和“省”是手段。“好”主要表现在技术先进和产品优质上。我们谈“好快省”时，要防止走极端，认为投资最大最先进就是“好”。
“好快省”必须有机统一，“好”包括了“快”和“省”。“好”是框架型、可补充型、可完善型的，它为“快”和“省”提供了条件，而不给“快”和“省”挡路。比如一个临时设施，可以掀掉重做，这就叫可补充型的“好”。
“快”为“省”奠定了基础。建设快能省折旧费、财务费，还能抢占市场先机，赢得更多的机会和利润。
“省”可以分为几个“少”：一是少占用资源，比如少占用土地，既少用农田又减少土地费；二是少资产，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占用少，这样折旧费和财务费用低，让“湖水消退，岩石露出”，暴露问题；三是少占用人力资源，人是最有价值的资源，要让员工每一个动作都有价值，充分激发大家的潜能，防止浪费人才或者人才高消费；四是少排放，最好零排放，将污染源变废为宝。
“好快省”可以运用到多个领域。如果工厂建设全部标准化，建设就容易做到“好快省”。
以融资为例，用好“好快省”，就相当于“多”融资。“快”的倍数乘以“省”的倍数，就相当于融资的倍数。比如说建设速度快一倍，投资费用省一半，就相当于融了75%的资，这个“多”不需要多花钱，只需要动用智慧。
少年时期深思的结果变成了东方希望的投资观念——“既好、又快、还省”，因为在执行过程中，“省”往往会带来副作用，他又改成了“既好，又快，还要消除一切形式的浪费”。
为了谋生，刘永行早早就学会了修理收音机的本事。读大学期间，春节前在县城摆摊修家用电器所挣的300元钱，给了他最初的创业信心。他聪颖过人，动手能力极强。提起这段历史，刘永行是这样说的：
我高二后一直没有机会上学。后来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我也没有耽误工作，因为我小时候受过伤，我们县城里面我是唯一免于下乡的残疾人。没有下乡，我就在家里自学，自学无线电技术。
恢复高考之后，我在新津县参加了高考，我以为没有考好，因为我最拿手的理化没有做完，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没有考上是自然的，所以发榜时没有我，最后才知道我考了全县理科第一名，结果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没有被录取。
后来多亏邓小平，他指示说，对一批老三届的青年学生，他们有真才实学，但受父母政治影响，这样对他们不公平，我才有机会上了成都师专。在成都师专只上了一年多，所以我只有高中知识。但我想高中知识也够了，初中、高中学的才是科学。
为什么？牛顿、伏特、欧拉、莱布尼茨、门捷列夫、瓦特创立的是科学，科学是不值钱的，而大学里面学的是工程，是发明，是专业技术，初中、高中学的是面上的东西，所以初中、高中知识你把他用好，你的知识就够了。
据笔者了解，刘永行基本上每天都要学习3个小时。他的学习是博览群书，理工医农、文史哲法，他博采众家之长，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尽情遨游，透过的五彩缤纷的自然现象和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发现其中的本质规律成了他最大的乐趣。
据笔者所知，刘永行酷爱读书，但没有一定之规，他很少读大部头的管理类书籍。他也很少看电视，但“动物世界”和“探索”之类节目除外。他喜欢通过动物之间的生物链去理解企业竞争。在陪同他视察电厂、铝厂和建材厂时，常常会听到他顺口说出初中、高中课本上的“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定律、元素周期表等等。
五、东方希望的科学之美与艺术之美
与东方希望庞大的产业集群相比，东方希望的“四大观念”居然只有不到200个字。仔细琢磨你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的艺术之美——自然、和谐、完整，与科学之美——严谨、对称、平衡，令人赞叹不已。
刘永行说：
观念都是虚幻的，要变为实际，则需要精密的逻辑推理，不是别的企业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坚信自己，把不同的意见表达出来，摆到同一个层面上去分析。
东方希望的哲理观念是“顺势却不随流；明道而非常路；习术要善修正”，只用18个字，刘永行就将企业经营管理从“天”到“地”都包含了，也说透了。他说“势”就是规律，要顺应规律，不能逆势而动。
他认为，势、道层面是指正确的观念，等同于战略和战术，具有一定的虚拟性；术是指正确的措施，等同于战役与战斗，较为具体。有了正确的观念和措施怎么保证落地？就要分解、落实到小数据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顺势就是要顺应大自然，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明道、习术，将正确的措施落实及时到位，做好该做的事自然就领先了。
他说，东方希望进入重化工行业时间较短，但跻身行业先进，主要得益于之前做了充分准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集众家所长于我身，吸取了他人成功的经验。
他说：
梦想是虚无的，怎样才能让虚无的东西变成现实，需要不断努力。只有认真做好每件小事，持续优化小数据，制定正确措施，落实及时到位，才能让不可能变为可能，让梦想落地。
东方希望的价值观念共有6条。仔细观察，其实可以分为两两一组的3条，第一条是说用人的，第二条是说做事的，第三条是说市场与客户的。这六条价值观念不但内容深邃，形式也很美——对称、平衡，逻辑上还层层递进、丝丝入扣。
前面提到，东方希望的投资观念源于他十岁左右时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看被打成右派的校长写标语，仔细想来，十分有趣。
东方希望的管理观念极具实践意义，循环管理和色带管理成了他们管理工作的基石，它既是闭环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又是开环的——可以吸收能量，不断改进。
跟随刘永行在东方希望旗下公司检查指导工作的间隙，听他讲到一个观点，十分有趣：
我们的不少博士，其实只是“专士”，当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知识象限”和“方法论工具箱”时，其实与普通人无异。
一个理想的博士，应该是在保持“专”的深度的同时，有意识地去拓展自己“通”的广度。许多作出突破性创新的人才，正是那些能够将不同领域知识连接起来的人。
他还半开玩笑地说，“我就是一个万金油，什么都懂一点！”
汇报工作时，刘永行要求按照“先粗后细，先总后分”的方式进行，要三句话直入主题，一分钟说清问题。除非必要，不用程度副词，不用形容词，要尽量用名词和数量词来说明问题。
在东方希望，“正确措施及时落实到位”的标语随处可见，他说：
在判断力层面上，要保障做正确的事，“及时”是要确定的，“落实”是要确定的，“到位”是要确定的，与“还是”是相反的，“还是”是可以选择的、没有压力的、模糊的。
他要求说：
管理干部不要用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可以选择的程度副词，禁止使用“还是”“可能”“到时候”等不确定词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还是”是可以选择的，“是”是确定的，“还是”是有可能性，试验要往“是”上面靠，是有具体措施、具体数据、能够落实到位的。
三年疫情之后，刘永行提出了一个带有物理学意味的概念——“扭转现状力场”，他说：
“我们”是主语，“扭转”是谓语，“力场”是宾语，“现状”作为形容词，含义为“我们要或者必须扭转现实的力场”，修改后就使得这句话更有意义，也更能体现具体要求了。
“扭转现实的力场”代表着即便是做得好的也要扭转，好的还要更好。现在好不代表未来好，过去好现在不好也会被淘汰，现在好的还要超越先进标准，做得更好。
一个杰出的工业家，同时具有如此扎实的文字功底，实在令人刮目相看，而这恰恰成了东方希望的一大优势——老板能够用文字精准地表达企业的意志，对一家拥有几万名员工的大型企业，这一点尤其重要。
六、“钱学森之问”及其他
跟随刘永行出差途中，工作间隙，当聊到“钱学森之问”时，他突然说了一句令我大为吃惊的话——“中国学生太听话了！”
是呀，我们在家时被教育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时被教育要听老师的话，在单位时被教育要听领导的话，但我们到底有没有认真听过自己内心的声音？有没有用心听过大自然的声音？有没有虚心听过批评者的声音？有没有静下心来，站在企业之外、行业之外、经济之外思考过人生的意义、企业的未来？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犹如夏夜响雷，可谓惊天动地，引发了教育界、科技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共鸣和深刻反思。
回答“钱学森之问”，首先要改变唯分数、唯论文、唯帽子的教育评价体系，让教育从追求标准答案转向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指出，“我们的学生知识结构过于单一，缺乏跨学科、跨领域的视野，而创造力往往产生于学科的交叉融合处”。
钱学森是我国公认的“人民科学家”“战略科学家”，学术界则称他为“两弹一星元勋”和“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他的贡献跨越航天、导弹、自动化、系统科学等多个领域，每一个都代表着他为中国科技和国防事业所建立的卓越功勋。
但人们有所不知的是，钱学森不但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而且艺术功力也很深厚——他居然会吹圆号、弹钢琴，文学功底、美术功底也远非常人可比。他多次强调艺术对科学工作的重要性，认为“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
他所指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的优秀学生或工程师，而是指能够开创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大师级、顶尖创新人才。因此，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找出抑制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源。
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我们过于强调标准答案和分数，削弱了学生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冒险精神，学习变成了一场“通关游戏”，而非“探索未知的旅程”。统一的评价标准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兴趣和天赋差异，奇才、怪才、偏才很难在现有体系中生存和发展。
在当今这个强调创新和融合的时代，分科过多、分工过细的弊端日益凸显：理科生缺乏必要的人文素养、批判性思维、表达能力和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理解力，文科生对基本的科学原理、技术逻辑缺乏了解，数理逻辑和科学思辨能力较弱，形成了人们的沟通障碍。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学生的兴趣和能力是多元的、尚未定型的，过早分科可能迫使他们在不成熟的年纪做出影响一生的选择，扼杀了其他潜在的可能性。
世界本来就是一体的，分科和分工只是为了认识方便和效率提升——数学是研究数与形的科学，物理是研究动与静的科学，化学是研究变与化的科学，生物学是研究生与死的科学，历史是研究进与退科学，等等。
任何一门具体的科学，都只是从不同方向登上人类认知顶峰的一条小路。教育的理想状态不是培养“文”的人或“理”的人，而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应当既懂得欣赏诗词歌赋的美，也能理解万物运行的理；既能用逻辑分析问题，也能用同理心感受世界；既能脚踏实地钻研技术，也能仰望星空思考未来。
在文理分科的思维下，当一个人既是“理科第一名”，又拥有“最好的语文成绩”时，这本身就意味着他具备了一种极为稀缺和强大的知识结构。这绝非“理科知识”和“文科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知识结构。
拥有顶尖的数学、物理等学科能力，意味着其逻辑推理、抽象思维和建模能力极强。他们善于从复杂现象中提炼出核心变量和关系，并用严谨的公式或模型进行推演。习惯于用实验、数据和证据来验证假设，尊重客观事实。看待问题时，具有系统观，能理解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而非孤立地看问题。
“语文最好”意味着他不仅能快速阅读，更能进行深度阅读，理解文本的深层含义、历史背景和作者意图，可以培养其批判性思维——不盲从权威，能对不同观点进行分析和评判，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表达，都能做到条理清晰、用词精准、逻辑严密。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如何讲故事，如何用比喻和例证让复杂抽象的概念变得生动易懂，从而具备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优秀的语文能力通常伴随着对人性、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共情能力。这使他们不仅能理解“数字”，更能理解“数字”背后的“人”。
实际上，文理交融的“化学反应”才是他们最强大的地方：在分析社会问题时，他们会像解数学题一样，寻找核心矛盾和数据支撑，避免情绪化的片面论断；在进行科技创新时，他们能更好地理解用户需求、社会伦理和人文影响，让技术发展更“人性化”。
他们的大脑可以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体系间穿梭。学习一个新领域的知识时，他们能更快地构建起该领域的知识框架（理科的系统性），并用精准的语言（文科的表达力）将其内化和输出。
“语文最好的理科第一名”代表的是一种“通才”的雏形，他们打破了文理之间的壁垒，实现了“理性思维”与“感性认知”、“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面对“钱学森之问”，东方希望是怎么做的呢？
刘永行认为，很多伟大的创新都经历了“离经叛道”“斜门歪道”“胡说八道”的过程，这是在符合客观规律的情况下，不被经验束缚、不被权威捆绑的过程。
1．“离经叛道”：要“顺势却不随流”，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要敢于“离经叛道”，不走寻常路。要鼓励发散思维，善于打破设计院的常规设计，养成多产业关联性思维，提高思考和认知的维度。
2．“斜门歪道”：不一味追求一马平川、方方正正、规规矩矩。要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和科学规律，巧妙地将大自然的力量顺应到生产中，根据大自然的规律来修正方法和技术。
3．“胡说八道”：在研讨问题时，不批评、不干扰、不排斥任何人提出的听起来像是“胡说八道”的意见和想法。要广开言路，鼓励员工大胆提问，尊重员工的建议和改进措施，培育有思考力的团队。
中国企业家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是一条将教育、科技、人才在产业实践中深度融合的道路。
他们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巨额的研发投入构建平台，通过创新的培养机制释放“工程师红利”，并通过构建开放的创新生态，让更多杰出人才能够涌现出来，最终用技术突破和产业进步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可行性。
作者介绍：凌龙，《希望集团报》创办人，曾任《希望集团报》东方希望版总编，是《中国式精益化管理：刘永行内部讲话》《与一位实业巨子的心灵对话：刘永行说》《反而：解码刘永行兄弟》的作者。